梁启超为人天真、率直、热忱、进取、虚心、内省、无我、重感情，他自称为“中国之新民”和“少年中国之少年”，熟识者皆认可，不觉得他矫情。

    胡适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漏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后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

    1923年，胡适曾应《清华周刊》之请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梁启超也受邀开出一份书单，他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说：“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又说：“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面有《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又说：“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读过这两本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漏，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1924年正月，梁启超与胡适在安徽会馆共同主持戴东原二百年生辰纪念会，当时“《晨报》特别印专刊，副刊编辑孙伏园抱来散发，全部是任公一个人的文章。到开会，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最后给胡适之留下了十分钟”，胡适登台前，梁介绍说：“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适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原！”

    胡适少时，受梁启超影响至深。但胡适学成归国，并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后，时时以创新见解刺激梁启超，梁因而发愤写出了《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历史统计学》等著作。对此，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常常劝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梁是一个情感至上的人。他曾说：“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

    梁济仰慕梁启超，四次造访“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梁启超从梁济遗书中得知此事后，自责“虚骄慢士”“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致函梁济之子梁漱溟，表示“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梁济）之教……”。

    梁启超在日本时，听说王宠惠之名后，便致函王，邀他到小石川东亚商业学校叙谈。王得书后，并不前往，而是复函责备梁失礼，说梁启超是一党魁首，理应礼贤下士，现在想以一纸书使人奔走，只能让受书的人难堪。梁启超见信后，并不生气，反致函称谢。

    戢元丞、秦力山在《新大陆》杂志上称梁启超剽窃德富苏峰的文章，“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其时，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梁启超并不避讳其中有抄袭的成分，因此也没有回文进行辩解。

    梁启超说：“我生平是靠兴味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