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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典在白云观潜心研究《道藏》典籍期间,因日子实在太清苦,便忍不住趁着道士们不注意时,偷吃了点荤腥,结果被道士们当场“逮”住了,闹了个大红脸。

    刘文典在白云观居住时,观里来了个人,拿着旧报纸包的诗集,闯进房内说:“我的才太高了,所以很苦的。这是我的诗集,诗好得很……你细细读罢。”刘文典颇觉好笑,于是低头假装看诗,来人继续发表高论:“我最好哲学,现在研究佛学和写字。我是以哲学为方法,政治活动为目的,政治也是我的唯理哲学的一层。”来人兜了半天圈子才切入正题,说想讨一笔旅费回乡,铜子票和铜子都不嫌弃,并说:“我是不择细流,所以能成其大,我的才学所以能如此的成就,也就是这个道理。”刘文典强忍住笑,将自己的零钱全部给了他。他点完钱,坚持要把诗集留给刘,供他晨昏拜读。刘文典再三辞谢,他方肯收回。临别时,此人一再说,其实你应该好好读读我的诗,不可专做那校书的枯燥活计。走到门口时,他忽然想起还没拜会观里的道长,说:“宗教哲学家不可不见见宗教家。”刘文典赶紧拦住他,说老道们什么也不懂,当不起您这样大学者的拜候,才把他打发走。

    1918年,陈独秀曾作《有鬼论质疑》一文,有个叫易乙玄的马上写了一篇诘难陈独秀的文字《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刘文典看到易的文章后,对陈施以援手,作《难易乙玄君》进行反诘。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刘文典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香山某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借阅。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认识,特准他借阅,并向他说明借阅的规则,刘当即允诺。

    老和尚离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不一会儿,刘觉得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书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书掉在地上,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便打。刘文典一面道歉,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

    刘后来回忆此事说:“他是用扫帚苗子打的,若倒过来用扫帚疙瘩(把子)打,我可惨了。和尚见我甘心承受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曾在清华设素斋招待。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被称为“卯字号”。巧的是,这里还真有过两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同生于己卯年(1879年),时已三十八岁,被称为“老兔子”;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都为辛卯年(1891年)生,还不满二十六岁,则是“小兔子”。

    周作人回忆:刘文典最不喜中医,尝极论之,备极诙谐谿刻之能事,其词云:“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般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刘文典批评那时的国会议员道:“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是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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