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化、以小批量多规格专用化特殊钢及其制材为方向的“瘦子”钢厂与“迷你钢厂”。这一切导致70年代中期以来，粗钢生产在西欧与北美都显著下降，而在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大幅增长。到8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上30%的钢铁出口能力已经转移到原先的非产钢或钢铁净进口国家。由于技术改进导致的成本降低（仅连铸技术就可使吨钢成本减少20英镑），由于大量消费原钢的传统工业部门逐渐没落而导致需求减少，也由于第三世界廉价钢的竞争和西方保护主义出口补贴政策的影响，使1989-1992年间欧洲市场钢铁价格平均下跌达30%，大型钢厂在严峻的竞争形势下不得不在更专更精的标准化、质量控制、提高设备利用率与降低生产成本中找出路。低附加值钢产品的过剩日趋严重，使得西欧各国不得不对钢铁业实行国家干预下的产业大调整，直至在欧共体一级实行跨国干预。80年代起，欧共体便为各国各大公司规定了产量限额，向超限生产者课征重税并与国家削减生产能力的总指标挂钩。

    与此同时，1974年以来欧洲范围内大型钢厂由“胖”而“瘦”的“迷你化”改造已成趋势。在低附加值钢产品降价限产的背景下，高价值特种钢产品在质量品种服务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只生产大路货的企业已无法生存。而钢厂“迷你化”不仅意味着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因此而来的大规模再投资，也意味着生产组织模式的变革与管理革命，从注重产量的“福特式”生产到注重灵活性的“后福特主义”生产。只是这场钢铁业中的“后福特主义革命”似乎不像我们国内一些论述所描绘的那样充满着“经济民主”的玫瑰色彩，恰恰相反，钢铁业的“迷你化”伴随着成片的老厂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消失，以传统钢铁业为支柱的那些地区也陷于经济萧条状态。正如哈德逊所说：在这一过程中“老工业区”与其说变成了“新工业区”，不如说是变成了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的“边缘化地区”，其居民日益成为多余的与边缘化的人群，成为依靠国家的援助而生存的“过剩”人口的一部分。[2]

    西欧钢铁业在没有经受体制转轨冲击的情况下，尚且为行业本身的结构性调整与“后福特主义革命”付出了如此的代价，承受体制危机与行业危机双重重负、面临经济制度转轨与生产组织模式“后福特化”转轨双重挑战的诺瓦胡塔人，身处形势之严峻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体制的阻隔，波兰钢铁业长期在经互会“大家庭”内分工的框架下生存，与国际钢铁业20年来的发展潮流相隔绝，从东方市场到西方市场的转向谈何容易，而1990年开始的“休克疗法”又给钢城造成了剧烈的“阵痛”。“休克”期间整个经济活动水平下降，而钢铁工业的滑坡则更严重。由于主要的钢铁消费部门，如重型机器设备、工业基本建设及国防等大工业的萎缩，波兰钢铁销售大滑坡，其下降幅度比整个工业产出水平的下降更厉害。

    剧变前的波兰钢铁工业设备陈旧，单位能耗及原材料损耗高，效率低下，生铁含杂质高，钢材大路货多，商业信誉问题严重（常常不能如期交货），且布点分散，多数小厂效益很差，而污染却很严重。与西欧同行相比，唯一的重要优势是因工资低而形成的价格竞争力。因此剧变前后，曾有人设想东西欧钢铁业可以在各自“扬长避短”的基础上实现互补性分工：东欧以粗钢和低值钢材占领西欧市场，而西欧则以多品种小批量的优、特钢材满足东欧需求。但这种设想不但与东欧人不甘落后、不愿长期只扮演粗钢供应者角色的愿望相违，而且遇到了西欧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阻碍——为了保护其民族钢铁工业，东欧的钢铁厂更多地被西欧看作是威胁而不是投资机会。东欧粗钢的“倾销”很快引起了欧共体的抵制，1992年订立的《欧共体与中东欧国家经济合作协定》，在推动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