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俄罗斯正相反。它从“大众私有化”转向发展金融工业集团的过程，同时就是从“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与俄国利益至上的过程。用国家权力把重点金融企业与重点工业企业结合成“巨无霸”式的集团以抗衡外资、防止“国民经济非洲化”，是公开宣布的理由。正如叶利钦在1997年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上说的：前苏联各国如今只有两个选择：要麽建立跨国金融工业集团，在新的市场基础上恢复过去存在的统一经济空间，要麽就只能成为西方的原料附庸国。[10]这时，俄政府已经先后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格鲁吉亚、拉脱维亚与吉尔吉斯等国签约，组建了6个跨国或多国金融工业集团。并在莫斯科召开“建立和发展跨国金融工业集团的经验与问题”国际研讨会，后来又提出要建立40个这样的集团，并使其运转。

    正因为当局宣布组建金融工业集团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俄国自己的经济巨人以抗衡西方，因此以这种方式搞的国有资产改制既不向外资开放，也不面向分散的民间资本，而是一种典型的“自己人”交易。这一方面使俄国民间中小企业难有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俄国吸引的外资微乎其微，远不能与小小的匈牙利相比。

    实际上对所有的转型国家来说，国有资本私有化的走向主要无非是三个：要麽以至少是形式平等的方式“分”给老百姓，要麽就“卖”，然而如按开放式自由竞争的办法“卖”，则“自己人”竞争不过实力雄厚的外资，实际上主要是卖给外国人。要麽决心“卖”给“自己人”，那就只能关起门来搞“自己人交易”。捷克、波兰与1992-1993年间的俄罗斯走的是第一条道路（但俄未走成功），匈牙利走的是第二条道路，而1994年后的俄罗斯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于是便有了“新权威”政治条件下金融工业寡头的崛起。无怪乎主张走第一、二条道路的民主派固然对金融工业寡头抨击甚烈，而“国际资本”也决不是俄国寡头的捧场者。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本与控制了俄国经济命脉的寡头们有许多交易要做，但两者的矛盾也很突出。而有趣的是：正是国际资本中跨国投机性最强的所谓“对冲基金”，对俄罗斯寡头的抨击最厉。如著名的“国际大鳄”索罗斯，就张口闭口骂“俄罗斯的强盗资本主义”。我国的一些研究者也指出：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经济利益决定了它的基本价值观——追求一个强有力的、集中制的国家，推崇以保护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等。在这点上，它与旧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不容置疑的继承性，[11]而它与自由主义或“西方价值”倒是矛盾的。

    总之，叶利钦时代第三阶段在政治上由“民主派”转向新权威主义，在对外姿态上由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强国主义，在经济上也由“大众私有化”转向扶植垄断性寡头。在此期间叶利钦几乎疏远了（如果不是决裂的话）原先支持过他的所有民主派人士，同时以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及总统办公厅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寡头主义者，成为叶政权的新的支柱。

    八、政府走马灯：叶利钦时代第四阶段

    1998年3月叶利钦突然解散了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由此开始了叶利钦时代的第四个阶段。大概也是最后的阶段了。这一阶段突出特点是叶利钦走马灯式地频繁更换政府，并且似乎已经完全乱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职仅5个月便被免职，任命切尔诺梅尔金复出受阻，叶立即改主意挑了普里马科夫。普氏上任仅8个月就被免职，换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寿命更短至2个多月，又换了普京。叶利钦此时用人似乎已经完全不顾政绩标准：切尔诺梅尔金是在俄经济止跌回升、形势看好时被免职，普里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初见成效时被免职。斯捷帕申之免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碰上了“八月危机”，但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