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符经》的出现，是对我国古代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总结。它的问世及广泛传播，表明我国古代人民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

    在战国时代，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就说过，与其崇拜天而赞颂它，不如把自己该干的事干好。荀子坚信，努力生产就一定富足，人有能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不必去敬拜鬼神。那个时代，人们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可以抵御水旱灾害；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医学有很大发展，可以挽救很多垂死的生命；人们通过数学运算，能够预测日月五星的运行。人们想，天上的星星怎么走都能掌握，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认识、不能掌握的呢！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们充满了自信。后来，社会生活虽屡经变迁，但人们征服自然的信心并没有消失。

    但是，人们的要求有时超过人们的实际能力。人发现药能治病，于是就想，假若有一种药，能让人永不得病，不就可以不死了吗？不过这样的药不是普通的药，而是一种特别好的药，于是就到处去寻找，后来又自己炼制，企图使自己长生不死。

    还有一些人，企图冬天制造出雷电，而夏天造出冰块。唐代末年，谭峭写了一本《化书》，说有些人想移山造河，有些人想制造动植物新种，甚至想让马儿飞，想让鱼儿跑。

    古人的种种奇想，有些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空想，如长生不死。有些则是有益的科学幻想，一旦条件具备，就能实现。

    奇想会导致荒唐，奇想也推动着人类进步，人们为实现这些奇想而不断前进，这就日益使人们相信：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至少是在魏晋之际，一部《龟甲经》上写道：“我命在我，不在天地。”这样的话，后来被许多道教著作反复引用。

    中国古代，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三种主张：无为的、顺天道的和“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无为的主张以老庄为代表，他们主张保持事物的本性，否认人为地干涉事物的自然过程。他们反对络马穿牛，反对使用机械，甚至反对一切技术进步，反对一切认识活动。第二种主张顺从天道，这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这种传统不反对人为，但认为人为只应是帮助自然界，或叫帮助天，去完成自然界本来应该完成的过程。比如水往低处流，你开沟渠，引水灌田，导河入海，治理水患，这都是对的。但要想引水上山，旱地行船，这就是不顺天道。儒家说的圣人“辅相天地之宜”，圣人可以“赞天地化育”，“与天地相参”，就是这种主张。第三种传统是“我命在我不在天”。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希求成仙的炼丹术士。人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过程，是天道，但他们却要让人不死，其手段是千方百计炼制丹药和黄金，然后服食，或者千方百计进行身体锻炼。他们相信，只要方法正确，就能达到目的，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天道的局限。

    绝对的无为，就不会有人类一系列的进步；只讲顺从天道，也会大大束缚人的手脚。比如农业上“天时”、“土宜”是天道，但有人囿于土宜的原则因而排斥引种、移植。主张“我命在我”，其极端就是不顾客观规律，这是炼丹术士们炼金不成、求仙失败的根本原因。不过，主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毕竟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最积极的主张。假如和顺从天道相结合，就会是一种既积极、又慎重的正确主张。

    人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实践活动，有许多都是既顺从天道又积极行动的实践活动，并且也有相应的理论表现。如《吕氏春秋》中《尚农》四篇，就一面主张顺从天道，一面主张积极地改良土壤。唐代刘禹锡主张“天人交相胜”，就是企图从一般原则上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和顺从天道结合起来。

    但是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企图有的只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