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的太太马不停蹄地赶到帕夫洛夫斯克，便直接去找从昨天起就心烦意乱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她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把她吓了个魂飞魄散。两位太太立刻决定跟列别杰夫取得联系。列别杰夫因为是公爵的朋友，又是他的房东，也十分惶恐不安。薇拉·列别杰娃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也都说了。列别杰夫出了个主意，便决定他们仨一起立刻赶到彼得堡去，以便尽快防止那件“很可能发生的事”。就这样，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左右，罗戈任寓所的房门当着众多证人的面（警察、列别杰夫、两位太太、住在厢房里的罗戈任的弟弟谢苗·谢苗诺维奇·罗戈任）打开了。看门人供称，他昨天晚上看见帕尔芬·谢苗诺维奇跟一位客人从正门台阶上走了进去，而且好像还是蹑手蹑脚进去的。这一旁证极大地促进了事情的顺利解决。在取得看门人的这一供词后，因为拉铃不开，所以大家便毫不迟疑地破门而入。

    罗戈任得的是脑炎，两个月后，他的病痊愈了，于是便开始侦查和审讯。他对一切都供认不讳，供词准确而又毫厘不爽，完全令人满意，由于他的供词，公爵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牵连。在诉讼过程中，罗戈任沉默寡言，很少说话。他的律师条分缕析而又符合逻辑地证明，被告犯罪乃因脑炎所致，由于被告痛心疾首，他在犯罪前很久就得了这病，——罗戈任对律师工于心计、巧舌如簧的辩护词并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他也没有补充任何新东西来证实这一意见是正确的，而是仍旧一如既往地（清清楚楚而又准确无误地）对案情供认不讳，而且还想起了犯罪的全部细节。考虑到案情的具体情况准于从轻发落，他被判十五年徒刑，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他在听到对他的判决时，表情冷淡，默然无语而又“若有所思”。他的大笔财产，除了在最初的花天酒地中挥霍掉的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的那部分外，统统归了他的弟弟谢苗·谢苗诺维奇，为此，后者感到心满意足而又得意非凡。罗戈任的老母亲仍旧活在世上，有时候似乎也常常想起她的爱子帕尔芬，但是即使想，也糊里糊涂：上帝拯救了她的心智，使她意识不到由于家门不幸遭到的惨祸。

    列别杰夫、凯勒尔、加尼亚、普季岑，以及我们这部小说中的许多其他人物，仍旧像过去那样生活着，变化很少，因此有关他们的情况，我们几乎无可奉告。伊波利特在异常激动的情况下去世，比他预料的寿限稍许早了点，大约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死后两周光景。科利亚对所发生的事深感震动，他跟自己的母亲又和好如初。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很替儿子担心，因为他老是若有所思，这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也许会出息成一个好人的。顺便说说，多少也是因为他的努力，才使公爵今后的命运得到了妥善的安排：近来，他结识了很多人，他早就看出，在这许多人中，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是个热心肠的人。因此，他第一个就去找他，把他知道的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详详细细地都告诉了他，也告诉了他公爵眼下的情况。他果然没有看错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十分热心地干预了这个不幸的“白痴”的今后的命运，由于他的努力和关心，公爵又出国到瑞士去，进了施奈德的义诊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本人也到国外去了，他打算在欧洲住一段很长时间，并公然称自己是“俄国完全多余的人”，——他相当经常，起码数月一次，到施奈德那儿去看望他那有病的朋友，但是施奈德却越来越皱眉和摇头，他暗示公爵的智能器官已经完全损坏，他虽然没有肯定说这病治不好，但是他却让自己说了一些非常忧伤的暗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听了这话后很放在心上，而他是个有心有肺的人，足以证明这点的是，他经常收到科利亚的信，甚至有时候还回信。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知道他的性格的一个奇怪的特点，因为这一特点是一个很好的特点，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