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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芒罗坐在一间房子里,房门锁着。这儿是位于莫里斯·多列士大堤的英国大使馆主楼。他倾听着身前录音机上磁带的最后几句话。房间是安全可靠的,决不可能受到俄国人的电子监视,这就是他为什么向政务参赞借用这儿几个小时的原因。

    “……那不用说,这个消息不得外传。我们的下次会议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召开。”

    马克西姆·鲁丁的声音消失了,磁带在录音机上发出嘶嘶的响声,然后就停住了。芒罗把录音机关掉。他向后倚着身子,轻声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

    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比20年前由奥利格·彭科夫斯基带过来的东西更为重要。有关彭科夫斯基的事在秘密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犹如民间传说一般,克格勃对此始终怀恨在心。彭科夫斯基原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少将,可以接触最高机密。他由于对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不再抱有幻想,便先是与美国人,然后与英国人打交道,主动要求提供情报。

    美国人怀疑这是个圈套,于是拒绝了他。英国人接受了他,“操纵”了他两年半的时间,直至他被克格勃诱捕、揭露、审判和处死。在他的那段时间中,他带来了秘密情报的大丰收,但尤为重要的是,那发生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那一个月之中,肯尼迪总统在古巴设置导弹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相对抗,显示出高超的技艺,全世界都为此而拍手称快。世人所不知道的是,由于彭科夫斯基的缘故,那位俄国领导人确切的实力和弱点都已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

    当危机最终完结时,苏联的导弹已运出了古巴,赫鲁晓夫威风扫地,肯尼迪成了一位英雄,而彭科夫斯基受到了怀疑。他在11月份被逮捕。不到一年的时间,经过一次装门面的审判以后,他就一命呜呼了。也是不到一年的时间,赫鲁晓夫就倒台了,是被他自己的同僚们推翻的,表面是因为他在粮食政策上的失败,事实上是因为他的冒险主义使他们吓得六神无主。而且在1963年的同一个冬天,肯尼迪也离开了人世,刚好在他获得成功之后的第十三个月。民主党人。暴君和间谍都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不过,即使是彭科夫斯基也从来没有钻到政治局的营垒中去。

    芒罗把磁带盘从录音机上取下来,又把磁带重新安在录音机上。雅科夫列夫教授的声音对他来说当然是陌生的。磁带的大部分录音是他在照本宣科。但在教授之后的讨论中,共有十个人的声音,至少有三个人是可以分辨出来的。鲁丁低沉的咆哮声是很熟悉的;至于维希纳耶夫的傲慢腔调,他以前是听见过的,当时是在观看电视上播送那个人在党代表大会上演讲的情景;而他也曾在电影和录音带上听到克伦斯基元帅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集会上的喊叫声。

    他的问题在于,当他把录音带送回伦敦作因人而异的声波纹分析时,该如何把录音带的来源掩盖起来,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他是必须这样做的。他知道,如果自己承认在浴巾中发现了打字的便条之后到树林中秘密赴约的话,有人就会这样问:“为什么是你呢,芒罗?她是怎么认识你的呢?”要回避那个问题将是不可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设想一个可能的来源,既要是可信的,又要是无法核对的。

    他到莫斯科仅有六个星期的时间,但谁也无法怀疑他甚至对俄语中的俚语也十分精通,而这使他得益匪浅。两周前,捷克大使馆曾举行了一次外交招待会,当他听到身后有两位俄国人在窃窃私语时,他是在与一位印度随员交谈。他听到其中有一个人说道:“他是个牢骚满腹的家伙,自以为是应该混进最高权力机构的。”

    他曾顺着那两个说话的人的凝视目光看去,注意到他们正在盯着房间那边的一个俄国人,也许是在议论他。后来查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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