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溅在驾驶舱的玻璃上，押船的士兵惨叫一声，不知是吓得跳下河还是受伤了抓不住船舷跌下去？父亲既紧张又害怕，疯狂地开着船，军火随时都可能爆炸，他就等着被阎王带走。

    当父亲从千疮百孔的船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下到沙岸上，等候在那儿的军官，掏出两块大洋给父亲。就在当夜这一带地区就被解放军占领了。

    母亲把皮箱里的衣服往上放，一件暗红蓝花的双层绸质旗袍，在一叠布衣中非常醒目。我弯腰取过来，觉得是见过：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一张发黄的照片上看到，有一个穿着这件旗袍的女人，跟电影里的女人一样好看。我现在想起那个好看的女人就是母亲，只是当时不相信那是她。

    母亲抬起脸，看了我一眼说，你要喜欢，就给你了，城里名裁缝用手工做的，大小也许正好合你的身。

    我摸着母亲这件珍惜的衣服，她几十年没机会穿，竟如新的一样，袖口，开叉，一针一线，均匀贴切，右襟边的丝纽扣，更是做得玲珑。

    我对母亲说，不必找那两块大洋，母亲却不理会我，说你爸爸让找就得找。

    山城解放了，城里城外到处是五星红旗和歌声，解放军接管了整座城市。很快公私合营，接着肃反开始。有人捎来口信，母亲急着去监牢看大姐的生父——一个袍哥头，没能见成，说是已经敲了脑袋。母亲那天从江边回来，就病倒了。

    因为父亲敢和我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运动一来就引来麻烦。轮船公司的军代表对父亲说，你竟然和国民党军队合作，在我们解放这个城市时运军火支援蒋家王朝！原来被捕的国民党军官说出那艘船和那个不怕死的驾驶员，幸好他忘了说那两块大洋。军代表训斥父亲：你还娶了一个袍哥头的老婆，收留反革命的后代。

    父亲对母亲说，我有千张嘴也说不清，冲不过去没命，冲得过去也一样没命。那年，先让他停职写检查，然后关起来。那个房子是个临江的吊脚楼，他凝视江上，一艘艘日夜行驶的船，他的眼睛是从那时开始不好。灾荒年时眼睛扎针似的地痛，最后从船上跌下江里，送进医院，查出了眼病已到了不能治的程度。父亲离开了船，他还能看见什么呢？

    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包好的衣服，揭开来，是一层层白绸，两块银元，色泽相当暗淡。我合着绸子一起接过来。冰凉的绸子触及我的手，感觉到两块银子沉甸甸，右边的一块有个小缺口，有点乌红，像时间烙上的印记。

    当过娇太太的母亲，在生下我后，因为父亲眼睛有病，就只能出去做临时工，给人洗衣服，当保姆，在建筑工地抬石头和氧气瓶。有一次，母亲病了，从跳板上栽到江里，被捞到起来，她第一句话就是：我还能抬。母亲怕失掉工作。

    我们住的一个烂朽的大杂院，差不多都是走船的，渐渐搬走了，船员甚至看趸船的人都可以调换到一个条件好一些的房子，不用花一刻多钟上公共厕所，也没有附近香烟厂的吐着污气，冲着我们的耳膜大吼大叫。风雨之夜，天井堵塞，雨水浸入房内。下乡的哥姐能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个鬼地方，街脏得无处下脚，医院、菜市场、邮局、渡船汽车都沾不上边。

    每年春节的团圆饭自然吃得不欢而散，父母知道他们的处境，在儿女面前直不起腰，不管儿女如何抱怨自己生错了家。

    包括我在内，以前没谁看得起父母，觉得有这样的父亲就是一生前途无望的原因，升学、就业，更不必说参军、入团入党当官。他们很少回这个家，各顾自己艰难的生活，甚至彼此很少往来。谁都有理由，谁都可以把自己的失意和不顺归于这个家。除了我的父母，几乎没有一人喜欢我，邻居、老师、同学，多少年来，我的心不也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样么？

    父亲这时从被窝里坐起来，说他要看看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