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东京最热的夏天，是我移居国外后遇到的最酷热的日子，那是1996年。漫长宽阔的青山大道，我忽然觉得与我并肩而行的那个身着和服的人，似曾相识。他沉静地走着，没有朝我看一眼。他走到一所房子前背对推拉门转过身来，进入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一个小伙子的样子，开始留小胡子，和日本青年没有什么区别。我看见照片背后他题下的名字：周树人，1906年。这题字如我脚步一样有音有节。我转头看四周，并没有什么异样：皇宫大道美丽如初。我没有惊惶，因为我就是来找他的，就象1936年的萧红，曾经在东京等待他的灵魂。阴阳两界，过去今日，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能够交会：遇到6字，就象火车开过叉口，扳道工的鬼魂在关切地注视。

    我看到的周树人，个儿不高，是不能嘲笑日本人矮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人偏瘦，完全没有后来那一身英气，那种嘲弄天下群雄的傲睨目光。他在成为把中国历史推上审判台的鲁迅之前，一直是个意志消沉的人，一个一无所成的人。留学日本前后七年，可以说做什么失败什么。不是不想做好，也不是没有能力做好，就是做不好，可能他认为命中注定是个失败者。

    刚到东京读语言学校，那时还能写出“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样的豪句，一辈子唯一的一句激情。到小地方仙台读医学院，成绩看来不行。据他自己说，凡是到了中等，就会有日本同学怀疑老师藤野先生让他先看了题目，可见他一直分数不高。留过学的人，都明白，留学生成绩往往比较本国人好，因为本是精选出来的。《呐喊》那篇著名的序言中写的新闻电影，被鲁迅专家门捧为“爱国主义的觉醒”，其实那时的他感到震惊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麻木，以及他自己的无助。

    于是他到东京，“弃”医而“自学”文学。从他这一段时间写的文章，可以看到他读书杂乱，漫无目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被认为是尼采哲学的中国版，仔细看就明白是乱抄书，自相矛盾之处甚多。外国文学读得多而不成系统，最后还是回归国学：每星期日去章太炎的东京寓所听经学课。

    我想问，周树人如果在上海“自学文学”，又会如何？那里的南社分子已经非常活跃，并且开始转入小说。如果周树人的深刻沉静，昂然出世，代替徐枕亚，周瘦鹃，包天笑之流领导中国文学的转型，可能新文学运动的起端，会提前在上海出现，中国现代小说，就不会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一刀切开。我当然无法为历史作悬测，但是周树人在日本，就在我提着裙子，低身脱鞋进入的一间房子里，闲住了两年多，只是用文言翻译了一本小说集，写了几篇头绪如乱麻的文化论文。这倒也不奇怪：这个人终其一生，没有成为一个思索严密的理论家，外国文学也一直在介绍，但从无系统。在东京时，用了功夫，但是他不会在这两个领域里成功。

    于是他投身革命，参加了浙江同乡组成的光复会。只是当派他到中国去执行刺杀任务，他犹豫了，因为怕母亲无人赡养。这是最好的推脱理由，他的领导马上解除了他的任务，而且从此把这个怯懦的人视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我绝对不希望周树人枉死在反满恐怖的行动中，象俄国虚无党那样，用炸弹革命，反而推迟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此人后来写文章，说如果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当了皇帝，老朋友如他也会掉脑袋，就觉得他未免夸张了。鲁迅专家都避而不谈此事，我想替周树人辩护一句：他的性格中缺乏以命相拼的血性，也无法冷峻到指挥别人去拼命——中国政治能干的人实在嫌多，太好：周树人有勇气做一个考验关头临场退却的人。

    除了应母亲命回乡成包办结婚之礼，他似乎从来没有女人。现在写野史者纷纷扬扬，说白净清秀的信子，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原是他的女友。此事已成千古之谜，没有足够证据，多说也是白说。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