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有正常好奇心的人，不可能不对“怪力乱神”感兴趣。因为风云变幻、旦夕祸福的生存环境使中国人特别希望解读未来和变数。而当时人文的智慧成果却对混沌的宇宙缺乏解读力。

    在传统时代，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荒谬的界线并不那么分明。非理性的气氛弥漫在大部分经典之中，几乎所有学说中都有着神秘文化的成分。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荒诞无稽的五行学说，是中国上古各派哲学的共同理论依据，也是古代医学、科技的理论基础，更是神秘主义者修仙、预测的共同依据。可以说，中国古典智慧都是游离在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谬误、世俗与神秘中间。大部分中国式学问，在体系上可以说其实都是荒诞不经、站不住脚的。比如，中医理论就停留在玄学医学和神学医学之间，连五脏六腑的位置都未判别清楚。《黄帝内经》中，用传统政治中的君、臣、父、子这样的伦理关系比附内脏系统。心是皇帝，肺是丞相，肝是将军，胆是参谋……所以舌乃心之灵苗。

    中医开方用药，也充满玄想色彩，讲究君、臣、佐、使，一个药方里，某种药是君主，某种药是大臣将佐，某种药是领路的使者，整个药方就是一支作战部队，浩浩荡荡向病灶杀去，好不威风。

    这简直是行为艺术了。

    其实，儒家学说何尝不是如此。董仲舒这样论证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说，“人副天数”，也就是说，人是天的副本。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有视瞑。天有暖冷，人有好恶；天有寒暑，人有喜怒。所以天人可以感应。

    如果单看理论体系，中医和儒学，与相面和算卦并无高下之分。事实上，对于中国式学问来说，理论并不重要。中国式智慧真正的宝贵之处在于荒诞的体系架构下大量的与这个架构也许没什么关系的宝贵经验。对中国式学问来说，理论只是一个筐，真正起作用的，是筐里的东西。中国式学问的妙处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高人圣者的许多话，听起来空谷足音，无根无傍，玄而又玄。也许突然某一天，与你的人生经验发生共鸣，使你醍醐灌顶。

    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将曾国藩的“迷信”归入“愚昧”。他一生大量的迷信活动，反映应出其思维的局限性和落后性的一面。但同时，在曾国藩与中国神秘文化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曾国藩穷尽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精神资源。

    站在今天的知识高度反观，曾国藩在他的历史时代能接触到的思想资源其实是有限的。中国传统经史子集，虽然汗牛充栋，基本精神却千篇一律。而曾国藩要面对的世界却是复杂的、宽阔的、流动不息的。他身上肩负的任务太重了。他要指挥战斗，治理地方，修身齐家，内圣外王。他要恢复社会的秩序，指引国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对于这些，仅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空疏教条是不够的。

    曾国藩不得不上穷碧落下黄泉，去寻找一切可能的精神依傍。他以最广阔和胸怀和最勤苦的态度去对待古人留下的智慧。所以他身上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阔性。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除了传统士大夫致力的经史，曾国藩对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牍之文”也很感兴趣。《曾国藩年谱》说：曾国藩在工部任侍郎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较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

    曾国藩是浑厚、开阔，无所不包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