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过：“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

    他在家书中谈及风水时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

    他还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术：“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他一生进行过大量“迷信活动”。几乎实践过所有迷信种类：

    他精通相面之术，有过大量相面实践。

    他会算卦，经常自己占卜吉凶。

    他相信托梦。

    曾国藩长子曾桢第夭折后，欧阳夫人梦见一个老太太，自称是曾家九世祖孟学公的夫人屈氏，诉说她的坟墓多年无人打扫。曾国藩夫妇因此认为这是导致幼子夭折的原因。曾国藩于是将屈氏之墓迁出另葬，重修立碑。其碑文至今尚存。

    他还相信扶乩。

    咸丰八年四月，曾国藩乡居期间，家里请人扶了一次乩，预测曾家家运如何。一位赴任途中的城隍神下降曾家，预言说不久曾家将遭大难。半年后，六弟曾国华果然死于乱军之中。曾国藩晚年经常向人提起此事，以证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他禳过灾。

    咸丰八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因各营患病者太多，且乡间居民亦病，斋醮三日，禳灾祈福。余亦诣坛拈香。

    他信关公。湘军攻下天京不久，曾国藩一边忙着为诸将请功，一边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折子，请皇帝给关帝庙赐以匾额。据他折中所说，天京之役的军功章中有关公老爷的一半。原来，曾国荃率部攻城之际，天气酷热，人不能堪，太平军趁势对攻城的湘军“屡掷火桶”，采用火攻。曾国荃乃向关公求雨，而据说关公亦欣然出手，扫去暑热，帮助湘军成此大功。

    他还信痘神。

    同治六年三月，曾国藩幼子纪鸿得了痘症，一时病势颇为凶险。曾国藩心为之悬悬，“乃打扫屋宇，择花园中厅净室敬奉痘神。傍夕沐浴，灯后拈香行礼”。纪鸿病愈后，曾国藩在日记中总结原因，将功劳一分为二，归之于大夫和痘神的共同努力：此次由至险而得至安，实初意所不到。一则赖痘神佑助，一则刘叟之老练精慎。

    他于四月初八日亲作祭文送痘神，还给“痘娘娘”扎了状元坊一座，彩亭三座，纸伞、纸旗十把，燃爆竹十余万。过后又“以二千金修痘神庙，保金陵城内男女水无病灾”。同年九月初七，痘神庙完工，他不仅亲至庙内拈香礼拜，还特地为此庙撰联一对：“善果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香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至于祈雨敬神之类的清代地方官员公务范围内的正常举动，在他的年谱中更是多见。比如同治六年五月，他“连日步出祷雨”。“十九日，公（指曾）诣灵谷寺取水。二十日，大雨。公筹银四千两，修复灵谷寺神祠。”

    至于曾国藩言之凿凿的“不信风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居京期间，曾国藩对风水曾经“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为求官运亨通，对官场中一些陋风庸习也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五天以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察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做“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可见他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阅读这一阶段日记，我们发现找房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搬家是因为官越做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