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率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善于进退，在剿灭太平军之后，功名事业如日中天，这时他却能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者并不多见。

    曾国藩成功的基础，是他深通官场韬略。曾国藩的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叨叨，有大员被他的气场俘虏，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不辞。人们纷纷以为是亲王贵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访，惊疑不已。

    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览其“诏”，文中有时自称“予”，有时自称“朕”，“文理荒纰，字多讹误”。但字里行间，似乎又颇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内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国藩一定会迅速逮捕其人，送达京师治罪。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

    曾国藩本是一个智商平平的人。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个倒数第二名。比较他同时代的名人，他的平庸一目了然。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于兵机每苦钝滞”。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他不凡的做官本领，大半来自磨炼。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比如他给皇帝的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咸丰皇帝大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也给咸丰留下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后来咸丰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国藩虽然在官场中学到了一些皮毛权术，却有画虎不成之患，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事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官场非常腐败，军队极端腐朽，国家军队已经无法平定大难。因此他自创湘军，领兵征战。然而，曾国藩刚正严厉的作风、正人君子的气质和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而与此同时，朝廷认为，一个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数万，非国家之福，对他不敢放手使用。曾国藩带兵三年，一直没有个正式的名分，孤悬客处，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由于他没有明确的职权，又拒绝和地方官同流合污，虽然为保卫疆土辗转各省，却处处受排挤刁难。几万大军的军饷地方上一直拒绝供应，左支右借，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