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菁

    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在台湾做一个中国的孩子，就要在沉重的书包下奋斗十几年，做无谓的体力透支。从小，我们就很温顺听话，大了难道就不了吗？我们是不会听话，但是学校定要叫我们剪一个西瓜皮的头发，露出耳朵来叫我们听话。于是我们变成了一个只会听话的孩子，而没有了自己。

    做了十几年的学生，到今天总算熬出头来，在大学的窄门里占有一席之地，我不敢说做学生不好，至少今天的我，仍受到国家、社会的抚育，坐在台下安心的听老师上课。

    做学生是没有权利批判教师的，打从做小学生时开口闭口“老师说”开始，老师的形象就是一个权威，小小的个子在他的面前唯唯诺诺的，连大气都不敢哼一声，因为老师就代表了尊严。但人是会长大的，于是我们学会了用眼睛观察、用心灵去体会；这个老师是不是一个好老师，他肚子里到底有没有墨水，他有没有爱心，教书对他是兴趣、是义务抑或是一个铁饭碗？

    学生不是石头，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打了会疼骂了会哭的孩子。

    大学生更难教也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更明显的自我意志，有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除非教师的确有教学上的方法和爱心，有实质上的内容让人心服，否则空有老师之名，站在台上，在学生的眼里，也不过是个躯壳而已。

    三毛第一天来华冈上课，可以用行动这两个字来形容，因为来一睹其风采的学生，像是一颗颗软糖装在大肚小颈的瓶子里溢了出来，是的。教室太小了些，但这不是准备做演讲，而是要上课。

    “后面站着的同学，我的一个椅子也可以搬去坐，快要开始了。”她说。“好了，现在请各位把情绪安定下来，文艺课是自由的，各位请随便坐，不要拘束，肚子饿的可以吃东西，只要不妨碍到上课的专心，心情不要太紧张，这一堂课心情不放松是听不来的……”定了定神，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吃东西讲话，大家都盯着她打量，只为了看一看她、听一听她。

    一身素白的过膝长裙，薄施脂粉，媚而不浓，头上挽了一个髻，清爽怡人，白色的短裙套进咖啡色的平底皮鞋，直挺挺昂昂然地站在台前。

    “我叫陈平，今天我们要上的是‘小说研究’课……”从她的眼神、声音、气息和手势里，可以感觉到这堂课将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心理压力，不用强迫自己呆呆地坐在那儿不住地看表。

    等到那一声下课钟响时瞄了一下时针，才感到时间竟过得这么快，好像还没听过瘾，怎么就这样结束了？”意犹未尽的感觉让我们再做期待——下礼拜再见。这位新老师，全新的形象和态度。

    见了一次面，我们之间已不再是作者与读者间的关系，所以不再称她三毛，而唤她做“陈老师”。第一个学期飞逝而过，第二个学期就这样又来了。

    师徒间的缘分绝不是偶像式的崇拜，而是一天天被驯养，就像《小王子》书中那只狐狸与小王子的接触一般，是渐渐批判与接受，而不是偶然惊鸿一瞥，就马上在心中把老师用自己的想像塑造出完美来，那种感情是浮动的，不实在。我们不会欺骗自己，更不容易被老师所迷惑的。

    多一份了解，也就多一分真实，老师在学生面前是不能做假的，陈老师用真挚的情感来薰陶我们，我们既不是顽石当然亦受所感，因此我们相信学生与老师之间是可以沟通的。

    老师有时住在学校的菲华楼宿舍，房门前有个美丽的牌子，上面几行小字：“我喜欢跟朋友先约定时间再见面。如果您突然好意上山来看我，而我恰好也在家，很可能因为正在工作，而不开门，请您原谅。请不要敲门，除非我们已经约好，谢谢。”

    我想或许每一个人跟我当初第一次瞥见这几行小字的感触一样，既震惊而不知所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