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一个具有特殊意义语境下的“时代语汇”。

    这是在一定条件背景下人们对一个群体的“特殊称谓”。

    山西煤老板！

    反思“山西煤老板现象”，有人就发出这样的疑问：煤老板给山西带来了什么？

    煤老板给山西带来的是喜欤？

    煤老板给山西带来的是悲欤？

    煤老板的小煤矿给山西带来的环境污染是众所周知的，有人说，但凡煤老板出没之处，必是“山空水污”之地。

    实际上，煤老板的小煤矿对山西环境的危害还不止这些。遍布山西产煤区大地上一眼眼“黑洞”，这仿佛成了一张张吃人的老虎嘴，难怪有人发出“进了小煤矿，就是进了埋人的棺”的唏嘘。

    事实上，有资料统计，山西80%以上的矿难事故均发生在小煤矿，也就是说，小煤矿是山西省矿难频发的事故“渊薮”。

    反思“山西煤老板现象”，有人就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何煤老板往往总是被贴有“山西”标签？这个问题用另一个提问版本来问就是：为何山西盛产煤老板？而提及山西，我们几乎条件反射想到煤，想到矿难和血腥，想到一次次因为矿难而引发的“官场地震”。有人说，煤老板是山西社会变革、各方社会“阶层版块”在利益调整的缝隙中生长的“蒿草”。

    我们认为，山西“生产”煤老板，是诸多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山西的现实情况看，山西作为国家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其整体经济结构历来就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体，其主要特征是：一、三产比重低，二产比重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序幕次第拉开，在国家“有水快流”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山西煤炭工业酝酿着大变革。这为“煤老板”的“事实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政策荫护”。

    其次，山西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其煤炭“三量”（储量、质量、产量）在中国诸多省区中一直独领风骚，比如在山西产煤区，一些农民在自家土窑洞里就可以挖出优质煤。

    这就是说，丰富的煤炭资源为煤老板的“现实产生”提供了关键的“催生条件”。

    其三，煤炭业作为“原始粗放式”生产的“力气型”行业，而非对投入产出、成本效益、市场生产技术和经营风险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技术型”行业。

    这就是说，极低的“行业门槛”和相对宽松的“行业准入制”，为煤老板的“成功创业”提供了必要的“入行条件”。

    其四，地方黑金经济环境为煤老板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生存土壤，明明知道小煤矿会污染环境，明明知道小煤矿会滋生矿难，明明知道小煤矿会腐蚀干部，为何小煤矿在地方政府的“整治打击”下却“愈挫愈勇”？

    我们认为，这与一些地方部门只顾眼前小利而看不到长远收益的短视行为，进而发展到对煤老板的纵容和姑息不无关系。

    这为煤老板事业的“不断壮大”提供了关键的“非正常保证”。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山西诸多受伤之“果”，只能共同指向“山西煤老板”之“因”。

    不经意间，煤老板正在以悲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在山西省煤炭行业中，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整合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大势已去，大限将至。

    煤老板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这已成不可容改变的事实。

    作为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命非常短暂。

    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仅仅是一朵朵小浪花。他们从形成到消亡，只有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知道，“煤老板”并非天然就是一个贬义词，但在一定特定意义的语境下，我们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