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支队归陆军部直辖，出发前，所有官兵均由陆军部制发上中等黄呢子制服。在支队开拔的同时，陆军部即在长春设立总兵站，从沈阳、哈尔滨到支队司令部所在的俄境双城子，也均设有分兵站。

    魏宗翰等人到海参崴慰问的一次，仅带去的慰问品就计有：在南苑宰杀的大黄牛两头、在北京城内所烙的约一万斤面的山东大锅饼、在上海买的美丽牌香烟和毛巾、在长春总兵站购买的两千斤白干酒等。所有这些慰问品，把一节铁闷罐车都装得满满的。

    除了后勤充裕外，中国支队自进入俄境起，行动就很谨慎，不仅从上至下保持着良好军纪，不扰民不滋事，而且夜间也从不出动，只有白天才会在防地附近巡查。

    巡查时免不了遇到“穷党”。“穷党”远远看到是中国军队，便会用俄语大声呼喊：“中国人和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不打你们，你们也不要打我们！”

    中国兵听到后，立即从远处放一排枪过去，“穷党”也不还击，就全都躲开了。不管“穷党”究竟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考虑，总之中国支队可以在基本不打硬仗、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把防务完成得很好，这就是“打仗第一名”。

    其他协约国特别是投重兵于西线的欧美国家，对干涉行动要么力不从心，要么不够重视。美军的装备最好，但是派来作战的士兵素质很差，一听到枪声就往回跑，而且不敢到村庄里去，以至于让美军获得了“打仗最差”的评价。日军大概是协约国中对“西伯利亚干涉”最为重视，也最花力气的，可同时也是投入产出比最糟糕的。

    西伯利亚气候寒冷，缺少青菜，作为亚洲人，对这种生活非常不习惯。日军又向来不重视后勤，士兵的待遇很低，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导致他们的军纪之坏在参战国中排第一。

    “穷党”不打中国人，但对日本人非常痛恨，打得非常凶。日军兵营常常遭到“穷党”夜袭，部队一营一连地被围攻缴械，损失很大。

    中国支队主要负责分担海参崴以东铁路附近的防务，另抽出一个骑兵连到伯利归日军指挥。到伯利去的那个骑兵连遇到了和主力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即“穷党”只要望见中国国旗就会大喊：“我们是好朋友，谁也不能打谁。”

    由于和日军一道行动，骑兵连很怕被“穷党”看成是日军，行军时都不愿和他们衔接在一起，总是或前或后地保持着一定距离，因而蒙受的损失也不大。

    中国支队和华工赴欧一样，都是在国力弱小的情况下，竭力争取国际地位的一种努力。与当地华侨接触时间一长，他们能切身感受到华侨们对故国那种希望和失望并存的复杂心境。

    “威海卫华工营”的华工在法国见到过一个中国女子。这名中国女子是北京西郊海淀人，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被掳到法国来的。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不仅北京城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就连距离北京城十五里的海淀也未能幸免。她那一年才十八岁，家里开一家香烛店，结果香烛店被焚毁，一家人都被杀光了，只有她因被一名法国军官掳走而侥幸活了下来。

    华工见到这名女子时，她还不到四十岁，独自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她有两子三女，因为“一战”爆发，两个儿子都参军上了战场，只有三个女儿陪伴在身边。母女四人见到中国人都分外亲热，总是用酒和咖啡招待他们，并借以打听国内的情况，尤其是她家乡海淀的情况。

    有一次被问到法国人待她们怎样时，女子说，周围熟悉的人都很敬重她们，只是一提到“中国人”这三个字，就显得不够尊重。为此，她感慨地说：“这是祖国太乱太弱之故。”

    女子的法国丈夫在五年前去世了。去世之前，夫妻之间感情很好，丈夫曾教她法文、算学和地理，所以她能看法文报纸，也了解国际大事。这时“一战”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