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发誓要带领国民奋发图强，以便有一天能够与日本“抬头相见”。在他授意下撰写的《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五万册，他当时咬牙切齿地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可是袁世凯刚刚说完狠话，转过头去做的，却不是如何抓紧时间富国强兵，而是如何更快更无阻碍地坐上龙椅。

    复辟浪潮不落反涨，段祺瑞为此忧心如焚，他决定再次面谒袁世凯。徐树铮知道后，认为袁世凯对帝制已经走火入魔，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段祺瑞再去劝说，不但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还会进一步招致袁世凯的忌恨。

    段祺瑞也清楚若进谒无效，自己的处境将更为不利，但他认为个人进退得失事小，国家安危事大，尤其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自取灭亡而不顾。

    恰在此时，袁世凯派人来段公馆，劝段祺瑞不要跟他顶着干，以便消除双方的不愉快。段祺瑞说，我也不希望这样，但是搞帝制实在不得人心。

    说客不以为然：“总统也好，皇帝也罢，不都是一回事吗？”

    “怎么能是一回事！”段祺瑞顿时认真起来，声调也提高了。

    说客见段祺瑞一脸严肃，赶紧说：“芝泉，老头子做了皇帝，对你我有什么不好？”

    “我不是为个人计较，”段祺瑞忍不住直抒胸臆，“老头子对我个人怎样，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恢复帝制，必将弄出大乱子来！如果真心为总统好，就应直言相劝，切不可推波助澜。”

    说客被说得满脸通红，匆匆起身告辞而去。

    第三次按约定时间见到袁世凯，段祺瑞不再像前两次那样有所保留，他不顾一切地向对方陈述利害，说明复辟帝制一事关乎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

    袁世凯的表情开始很紧张，继而又恼羞成怒，他厉声回答段祺瑞：“这是芸台（袁克定的字）和杨度等讨论的问题，你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地重视呢？”

    段祺瑞也变得更加激动，他站起来大声说：“祺瑞受总统数十年的知遇之恩，不敢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可挽救，否则机会稍纵即逝，将悔之晚矣！”

    忠言逆于耳，袁世凯对这位昔日的“干城肱股”早已不耐烦了，拿来跟陈宧一比，更是觉得段祺瑞面目可憎。他没有再正面回答段祺瑞的问题，只以关心的口吻说道：“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

    见袁世凯下了逐客令，没法再谈，段祺瑞只得留下一句“总统好自为之吧”，然后离开了总统府。

    袁世凯憎厌段祺瑞，也有他那帝制班子的一份“功劳”，这些人都巴不得段祺瑞早点消失——北洋老将之中，袁克定最忌的就是段祺瑞，因为段祺瑞对他向来都毫不敷衍，能给冷脸就决不给笑脸，特别是一闹帝制，二人更是势同水火，完全敌对。除了袁克定，在陈宧等人眼中，段祺瑞也从来都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们自然也不会在袁世凯面前说段祺瑞多少好话。

    看到段祺瑞屡次进谏，袁克定唯恐帝制活动受其影响，忙不迭地在外面放风，说中国之所以要向日本屈服，缘于陆军不能作战，而陆军不能作战，又缘于陆军部无人负责，总长在其位不谋其政。

    从小站练兵起，段祺瑞就与袁克定熟识，对其也很照顾，他想不到袁克定会这样大泼自己的脏水，把“民四条约”的责任全部推到自己身上，不由气愤至极，大骂袁克定忘恩负义。

    这时徐树铮以陆军部的名义给袁世凯上了一道呈文，想请示给陆军部部员加薪。本来是正常的请示，但袁世凯正对段祺瑞怀恨在心，不仅予以退回，还在呈文上亲批了八个字：“稍有人心，当不出此！”

    以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