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重要的换班子会议上作过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长篇发言，且有会议记录为凭，偏偏当时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会议的郑超麟不这样说。郑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弥足珍贵的《怀旧集》里另有说法。

    郑文道：

    郑超麟老人特别补充道：

    至于那份明明有毛泽东发言内容的“八七会议记录”，郑超麟老人认为，那不过是在场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让人补记以向共产国际交差的材料罢了。郑说，那个年代，会后补记的事并不稀罕。

    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们的具体过节，但就其刚强的个性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而言，他又与下台的陈独秀何其相似乃尔！

    随着陈独秀的被迫辞职，茫然登上黄鹤楼的毛泽东，无比悲凉地吟着自己的心境：

    谁说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萨蛮·黄鹤楼》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强烈控诉”？或者，是对大批牺牲的革命烈士的缅怀？不！分明是作者面对党内骤变的形势的一种极大的困惑，是对被赶下台的“老先生”的深沉的凭吊——

    酹，就是把酒泼在地上以缅怀故去者的一种古之习俗。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在武昌的毛泽东，面对即将被轰下台去的政治导师，能不“酹滔滔”欤？

    是的，在“倒陈”的那段时间里，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不会人云亦云，他也许猜得出，陈独秀的出局恐怕是斯大林在找替罪羔羊罢了。性情耿直的“老头子”的观点有什么错？“中国的事只有靠中国人来办！”——“老先生”痛彻肺腑的喟叹理应一直回响在毛泽东的心壁。只不过，一直被共产国际当面领导并监督着的陈独秀成了斯大林错误决策的牺牲品，而毛泽东则利用长征途中与“远方”失却联络的一段宝贵时间，成功地把中国共产党引上了胜利之途，让苏联人不得不接受毛泽东领导中共的现实。

    毛泽东在遥远的大西北悄然执掌中共之时，正是陈独秀被国民政府提前释放之际。

    然而，有谁知道，当毛泽东在党内有了话语权以后，中共对“老先生”的态度反倒开始产生变化！

    陈独秀提前出狱后，毛泽东欲将本党创始人接至延安养起来，但因陈拒绝公开声明悔过而作罢。

    毛泽东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从天而降后，他仍想着陈独秀呢——“神仙”乃毛泽东对被苏联飞机送来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的称呼。尚未被“远方”正式认可的毛泽东对王明的出现正心怀忐忑，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把目光转向了“天外来客”，所以，王明一时也就真把自己当成了斯大林派回来当家的人。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成了毛泽东忍让王明的一次非常会议。会议上，一共有三个人作了报告：总书记张闻天同志理所当然要发言，他的报告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接着开腔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他神气活现地给长期留在国内的同志们指点迷津——《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最末一位作报告的是项英，未参加长征的他向中央汇报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显然，这是一个必须要向党内交代清楚的汇报。毛泽东在这个重要的会上，没有发言权！过后，毛曾多次发牢骚，称王明回国后的那段日子，“没有人理我”！

    时任政治局委员兼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记下了他叛逃去国民党前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共高层会议的情景：

    斯大林的这条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员们谁还能说什么呢？

    张国焘继续写道：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就这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炮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