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犟的陈独秀没有屈服，没有惊慌，更没有像日后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那样违心地反复认罪。他坚信自己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

    然而，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几个能知道陈独秀的悲剧正是苏共党内斗争在中国的延续呢？

    旁观者清啊！名记者斯诺的顶头上司鲍威尔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

    在被自己手创的党开除后的第二十五天，无所顾忌的陈独秀发表了披肝沥胆的《告全党同志书》，痛陈斯大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和党内的宗派主义等种种错误。五天之后，陈独秀又领衔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聚会，将党名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继续向国民党政权和斯大林主义同时进行战斗。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是必然的。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应该没见过面。1921年秋，陈独秀曾奉召去莫斯科，没有得到任何一位苏俄党要人的接见。那会儿，苏俄人没看得上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执政晚期，莫斯科派回来的中共党人，不光有博古、张闻天和王明那样的斯大林的盲目崇拜者，也有“反党集团头子”托洛茨基的同情者。这些年轻干部把托氏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带回来，让陈独秀从切身经历和本党同志被屠戮的残酷现实中，蓦然认清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于是便非常自然地成了托洛茨基在中国的同志。

    辞职前的陈独秀已经悟出，托氏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断，与他自己痛苦思索的结果极为相似，即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成为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这个半个世纪后方被证实为正确的陈独秀思想，在当时却被冠以“取消革命”的恶名大受批判，陈独秀由此成为与托洛茨基齐名的“托陈取消派”首领。因“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态度，中共理应比国民党更为痛恨托派的中国领导人，所以创立了中共的陈独秀就成了中共党史上最长久的蒙难者。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5日，正在卧床疗养胃溃疡的陈独秀突遭逮捕。同日，多名中国“托派”重要干部入狱。

    国民党人兴高采烈，满以为这一下便将“共匪”头子这一心腹之患彻底解决了。蒋介石无疑是最开心的一个，对各地“苏区”的一次次用兵已令他疲惫不堪。倭寇已占据东三省，华北也日益告危，大敌当前，他太想先“安内”再“攘外”了！正在汉口督战“剿共”的他，顾不上回南京，电令将本案起获的重要文件迅速送到汉口，他要亲自审阅。紧接着，他又电令将已经开口与政府合作的“中共秘书长”谢德盘押至汉口审讯。看完，问完，他才弄明白，陈独秀已经不是中共的当家人，而是中共“左派反对派”的首领，谢某人只是陈独秀那个小组织的秘书长。但他仍不明白陈独秀与正在对垒的中共的红军到底是什么关系，遂令国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当面询问之。

    于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27日的《大公报》，刊出了两天前何应钦与军法司长王振南对陈独秀的“传讯”：

    陈独秀自不会称中共为“共匪”，尽管他已经被从苏联回来的那帮人（他称为“干部派”）开除出党。从被捕到上法庭，他一直宣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依然要推翻国民党政府，显然，“共匪”这一说法是当时的报纸屈从政府的规定强加在他头上的。陈独秀襟怀坦荡，实话实说。而且，尽管他憎恶苏俄，但为国家命运计，他还是希望国民党政府“联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