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7日，北京各大报均刊发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其中尤以李大钊担任过副刊主编的《晨报》披露得详尽（为方便阅读，笔者另分段落）：

    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对被捕者的情况有进一步报道：

    国民党的《国民日报》更是惊呼连连！除案发当天即报道“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李大钊今日在俄使馆被捕”的“当日讯”后，第二天下午又登出后续报道：

    四位女性被捕者，我们已经知道了，即与李大钊一起住在俄旧兵营30号房间的妻子赵纫兰和两个女儿李星华、李炎华，另一位是北大毕业生、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张挹兰女士，二十二天之后，她和导师一起被推上了绞刑架，李氏妻女则被释放回家。

    还在这一天，下午，即中国军警撤离东交民巷之后，气急败坏的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亲自跑到外交部去抗议，却不料本日虽是礼拜三，却是中国的清明节，顾总长等领导人均放假了。代办先生遂径往京师警察厅，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苏方人员。遭到拒绝后，他只得悻悻而归。

    深夜，外交总长顾维钧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俄使馆违反国际公法和中俄协定，容留共产党人阴谋暴乱。

    4月7日，事态进一步升级。齐尔内赫代表本国正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因搜查者已经闯入苏联使馆办公区内的武官室，故欧登科也因中国军警超出约定范围搜查而以公使团名义向外交部提出抗议。不过，明眼人都看出，后者的抗议更像是走过场。

    4月8日，天津军警进入天津法租界内，强行搜查了一家俄国人开的商店。七年前，李大钊等“党人开会，图谋不轨”被曝光事件，即发生在天津租界内，政府认定此店为苏共在津门的一处秘密据点。

    4月9日，在遥远的莫斯科，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代部长）齐契林召见中国驻俄代办郑延禧，“严重抗议”中国政府搜查本国使馆的违犯国际法的行为，要求中方“立即撤出”被占的使馆武官室、交还从武官室搜去的所有文件、释放被捕之俄使馆人员。最后，这位外长忿忿地称：此事乃帝国主义者之教唆，借以诬蔑苏联，北京政府已成帝国主义之工具，云云。

    可怜的郑代办根本不知道本国发生了这么一出严重的涉外事件，只得含混其辞地支吾了几句，退回使馆内，再拍电报询问北京。

    4月16日，已得国内指令的郑延禧前往苏联外交部，正式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四九”抗议，谓：使馆内不能容许组织、助长所驻国的内乱机关，俟将搜出的宣传共产之文件翻译完后，再提严重抗议。他提交的中国外交部的照会，是对俄人两次抗议的正式答复：

    4月19日，北京外交部将整理出来的有关苏联使馆颠覆中国政府的证据编纂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册子，提供给了中外各报馆和公使团。

    同日，齐尔内赫率馆员黯然回国。至国民党建都南京之前，中苏两国关系名存实亡。

    安国军政府的目的达到了。让苏联人“推翻驻在国政府”的阴谋破产，同时摧毁了存身于他们保护下的南方革命党在北方的总堡垒。

    窃以为，这才是“四六”事件的真正原委。

    被捕前的李大钊并非高枕无忧，他已经从自己的交通员阎某的突然失踪上，从应聘而来的伙夫的可疑面目上，从突然收到一封问候他的未署名的纸条上，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不祥的气息。

    他所不知道的是，他的学生、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现市委宣传部部长李渤海，已经在警察厅里被迫供出了他的所在；那个经验老到的侦缉队队长雷恒成也在西交民巷的邮电局——即我看到的那个小邮局——的例行抽查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苏俄使馆收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