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罗斯人的俗称）的警惕与憎恨是可想而知的，况且，贯穿东北腹地的那条由俄国人控制的“中东铁路”一直像导火线一样在中国人身边滋滋冒着战争的青烟。担任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首脑后，张作霖对强悍邻国的真正心思也许看得比其他人更透彻。苏联人染指中国内政并一直图谋颠覆中国政府已是不争的事实：外蒙古已经被他们的红军强行侵占，南方的国共合作局面是他们一手促成并一直操纵的，北伐军的节节推进也正是他们的军事顾问团和巨额卢布在起作用。最令张作霖不能容忍的是，深受其信任的部将郭松龄起兵叛乱，其背后正有苏联人和李大钊的影子！

    近年才公开的俄文史料证实，20世纪20年代，苏联人曾为国共两党和北方的冯玉祥提供过上亿元卢布的支持，其用意只有一个：推翻中国现政府，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符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中国政权。

    长期生活在老毛子的阴影里的张作霖知道，沙俄就是沙俄，不管他们打什么旗号换什么国体，在远东攫取他们自己的利益，才是其真正的目标。正因此，奉军与直鲁联军结成的安国军主政北京以后，中俄关系便必然地紧张起来，而被认定为“俄奸”的国人自然在劫难逃了——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31日，安国军政府外交部要求苏联政府撤回加拉罕。十日后，这位首任驻华大使不得不离京经沪返俄。

    紧接着，8月2日，军政府下令通缉在南方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

    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3月1日，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方面军军团长张宗昌下令扣押了在南京浦口的一艘驶往海参崴的苏联商船“巴米亚列宁那号”，因为在那艘大船上，藏有中国政府通缉犯鲍罗廷的妻子及其随行人员。过了五天，苏联驻华使馆才为中方羁押俄船及人员一事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称此举系对苏联的侮辱。其后几天，又连续三次抗议。而外交部则于17日做出强硬答复：所扣苏船，实有查办之必要。

    马上轮到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抗议了——3月19日，中国驻俄代办向苏外交部提出抗议，抗议苏联政府将我外蒙古地区划入了他们的版图。

    3月27日，张作霖公布了与南方政权妥协的先决条件。他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蒋介石能驱逐南军中之俄人，南北不难妥协。

    4月4日，东交民巷里举行过两个紧急会议，一为各国使馆卫队长的磋商会，决议加强守卫使馆界，以防近期京城内可能发生的暴动；一为荷兰驻华公使兼外交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召集的十二国公使会，欧登科称，中国方面已经正式行文通报，使馆界内有大批共产党人躲避于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和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地，煽动学生等阴谋暴动，请准予搜查，云云。上述各地，均为苏联使馆属地，邻近的日本国使馆卫兵和法国医院的夜班值守，都曾感觉到苏联使馆一年来的异样骚动——总是有人频繁进出，常在半夜喧哗不止。深恐苏维埃制度带来世界性灾难的各国公使们，一致认为苏俄人既已自动放弃《辛丑条约》的保护，所以众公使便顺利通过了允许中方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的决议。

    4月6日上午10时，奉系警界元老、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将军率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侦缉队队长雷恒成等警察、便衣侦探，会同安国军宪兵三百余人，抵达东交民巷。陈总监向外交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提交了公文。欧登科签字后，使馆卫兵放中国警宪进入东交民巷。

    另有消息称，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上校与宪兵司令部的人，业已抵达荷兰使馆，就近协调与观察搜查行动。

    也就是说，中方武装人员进入使馆区，是履行了法律程序的，而且，申请搜查的目标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