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工人编排成队，包围了执政府与段祺瑞住宅，准备将段执政抓出来公审。政府的一再忍让更激发了民众领袖和学生们反政府的斗志，也为日后以更加激烈的手段冲击政府埋下了可怕的伏笔。李大钊领导的这场未遂的平民政变，以国民军拒绝响应而失败。愤怒无处发泄的大学生们一气儿捣毁了三位政府高官的私宅——李大钊的恩人与好友、时任教育部总长的章士钊的家，京师警察总监朱深和财政部总长李思浩的家，也都成了学生们发泄爱国义愤的地方。

    “首都革命”流产之后不久，郭松龄的倒奉战争也以他与妻子双双被俘并遭处决而告终结。时已1926年1月。民众领袖们在京发起了“反日讨张联盟”，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为郭氏举行了追悼大会，李教授亲自登台演讲，痛斥奉张，痛悼郭氏。

    李大钊的越来越激烈的亲苏反奉言行，传到张作霖那儿，无疑都被捻成了一根越来越粗的绳子，两年后，正是这根绳索勒死了他。

    紧接着，“大沽口事件”传回京城。李大钊等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运动”。在家中，在北大，在苏联大使馆的某个房间里，在国民军的某位将领的办公室中，他密集约谈，频繁奔波，真正成了章士钊所说的“发踪指示”的幕后指挥者。对了，那时，他已经和在段祺瑞执政府任秘书长的章士钊断了往来，但与其夫人吴弱男女士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载入史册的1926年3月18日那天，李大钊公开露面了。不过，形象颇为不佳。

    当天上午10时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上，李大钊并没露面。在大会上讲话的是国民党北方负责人徐谦、顾孟余等。中午，游行队伍与执政府卫队对峙时，也没人注意李先生的到来。卫队开枪后，游行示威者轰然而散，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亡命者躲到了执政府大门对面的大影壁后，此影壁东西两边，各有执政府卫队旅的一座马号。无意中，这位老先生看到了李大钊：

    还有人写道，像许多急于逃命的人一样，李大钊的“鞋、帽、眼镜都失落了”，脸上、手上都沾有血污。这位著名的民众领袖只能像其他亡命者一样，光着脚顺着大街往南逃去。

    然而，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里的描写，与这位亲历者见到的完全不一样，其绘声绘色的文字称：

    我读过的“三·一八”当事者的原始回忆文章，没有找到类似的记录，不知“权威”们典自何出。倒是李大钊手下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赵世炎等人做过这样的事：在赶回苏联使馆后，赵世炎向李大钊汇报说，枪响后，他越墙而出，巧遇萧子暲（即萧三，萧子昇之弟）、刘伯庄同志，“我们把党、团员组织起来，并联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编成救护小组，分别把负伤的群众送往附近医院”。把手下人干的好事“上调”到领导头上，如同“文化大革命”时把朱德的扁担“下放”到林彪肩上，荒诞，但却真实。“历史为政治服务”体制下的“历史”往往会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三·一八”第二天，李大钊就和徐谦、顾孟余等人遭到执政府通缉。他们不得不关闭了在翠花胡同里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都退缩到苏联使馆的旧兵营里藏身。徐谦本来就是冯玉祥政变后应邀到北京主持庚款委员会的人。奉张攻入北京之前，徐、顾等人藏在苏联使馆的小卧车里，平安转移至京城西北郊的国民军防地，后又退至苏联境内，辗转海参崴南下广东。而李大钊则留守在东交民巷，并陆续将若干国共两党北方区的骨干人员安排入内。

    按国际惯例，使馆区是外国人的领地，未经许可，驻在国的国民不得入内，尤其是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人不得携武器擅入使馆区，失意的军人若进入其间避难，无论是栖身哪家使馆，还是入住六国饭店或医院，必须解除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