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五百元，孙洪伊捐一百元，李大钊为主要撰稿人。毋庸讳言，出资人的政治背景决定了该刊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国成立五周年之日——1916年10月10日，该刊出版发行，开卷就是李大钊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

    不过，令作者和太多中国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一部保障中国人民权益的根本大法，竟然用国民的“血钤”印了太长太长的时间！

    因经费困难，《宪法公言》只出了九期即停刊。此时，民国六年（1917年）元月，老友章士钊那边又向他招手了。《甲寅》月刊在日本停刊一年多之后，章氏在北京创办了《甲寅》日刊（即日报）。章先生把主笔的位子留给了李大钊。

    借得《甲寅》这方思想阵地，李大钊的政论文章一发而不可收。我逐一数遍1917年李大钊发表的作品篇目，全年共发表文章七十八篇，其中只有九篇刊发于《宪法公言》、《新青年》和《太平洋》三本杂志上，其余六十九篇，全部刊载于《甲寅》日刊。

    这一年也不全是好消息。酷夏来临时，“辫帅”张勋带领他的五千“辫子军”进了北京，带来了令人窒息的复辟的热浪。一时间，京师内外似火烧。以宣传“过激主义”而为人注目的知识分子领袖们，自然怕成为辫子军大兵们的枪靶，便选择了躲避。

    李大钊匆匆避往上海，而且，还给好友白坚武写过一首诗，小序写得很真实：

    诗言志。李大钊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没有人不害怕劫难的。“仓皇南下”一词虽让人觉得与大革命家的完美形象不符，但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能。

    宣扬“过激主义”自是一件高风险的事业，所以李大钊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灾祸的纠缠。无论是这次跑到上海，还是几年后听说陈独秀被捕时跑回老家，包括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一八”那天，政府卫队的枪一响，他即挤在四处亡命的人中间逃离现场。即便最后入狱罹难，他也避进苏联使馆区域，是因过于自信安全无虞才遭不测的。趋利避祸乃人之本能，无论伟人还是庸人。

    复辟闹剧过去后，李大钊回到北京，继续奋笔著文宣示自己的思想。《辟伪调和》、《暴力与政治》就是这时的作品。

    这一年入冬，蒙老友章士钊的关照，李大钊走进了鸿儒满园的北京大学。

    章士钊说过，李大钊当时很急于进入北大：

    章士钊学问太深，随手就是一个典故。“发踪指示”语出《史记》，刘邦骂手下那些不服气让萧何评上“侯”的武夫们：你们就是追踪猎物的有功之狗，人家萧何却是发现猎物遗迹并指示你们怎么去追的猎人！一席话，部将们服了。后世多以“发踪指示”作幕后操纵之意。以“发踪指示”来喻李大钊，现在读来，似嫌不恭，但却非常真实地说出了李大钊“志在得北大一席”的动因。

    章士钊乃袁世凯时代不愿做北大校长的奇人，蔡元培被黎元洪请来当校长，他却答应来当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兼职图书馆，章自己说是为了著述查资料方便。可是，因为“萦怀于政治”，不能安心做学问，也因好友李守常想入北大而不得机会，仗义的孤桐先生便空出图书馆主任一席请李大钊来坐。

    李大钊如是跻身于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平台。

    翌年1月，李大钊正式走进景山东街的北大二院，和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著名文化人成了同事兼朋友，过后，又和那几位倡导新文化的文科同事们，以及周作人的兄长周树人成了《新青年》的同人。

    看眼前，想当年，小小的马神庙怎能盛得下这样一伙儿伟丈夫的冲天才气？兼容并包的人文阳光终于穿透了这座大院的围墙，后来建在沙滩（地名）的五层红楼的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