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的亲生骨肉。几年前从一本上海文史刊物上读过章含之的身世：她生母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卖“康克令”金笔的营业员，被当时驻军上海的一个军阀的公子看上，遂暗结良缘。但因双方地位悬殊，虽女子已生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即章含之），男方仍未将其娶回家，女子一怒将男方告上法庭。章大律师被聘为辩护律师，在为女子索得巨额补偿后，也接受了原告的委托，将婴儿带回家领养。

    似乎章含之女士现在已不讳言自己的身世。有文章称，她曾在1983年在上海愚园路生母家中待了三个月，母亲怕邻居告发自己在家搓麻将（那时打麻将是违禁的），竟让有很大身份的章含之敲打饼干筒为之掩护！这位不幸的老太太很为有一个外交部长女婿而骄傲，去京时还坐过部长的红旗牌座车，很是风光呢！

    养父母都去了，章含之可以把生母接到家中来住了。只是不知，当老太太看到恩人章士钊生前写的一幅立轴会作何感想。

    那帧章氏墨迹，一直被章含之挂在史家胡同的客房里。

    诗云：

    从落款“小冬女士清鉴”上看，人们知道这是章士钊多年前写给一位叫孟小冬的女人的。孟小冬乃艳惊一时的女老生，芳名曾香遍南北。从诗上看，章氏是在天津听她唱戏时与之互相有了“意思”的，相识十年却只能生生受着爱情的折磨。这样一首直露地表达爱慕的诗为何没送给孟女士本人？须知，这位被章士钊苦苦相恋的女人最后嫁的正是那个杜月笙！

    这就难免让人遐想一番了：章士钊屈尊为杜氏“当差”，与那位孟女士没什么关系吗？是他先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当礼物送给了杜老板呢，还是到杜府工作后与孟女士不期而遇了？错错错，莫莫莫！章士钊没给我们留下陆游的《钗头凤》那般凄婉的韵句，我们也就永远猜不透旧日名流们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多才多艺的人大都不肯委屈自己的。那位梁漱溟先生曾说过：

    “细行不检”是很客气的说法，若按民间的说法，他是吃、喝、嫖、赌、包二奶，样样不落啊！章士钊在北大当老师时，正逢洁身自好的蔡元培校长发起成立“进德会”。最低一等是甲等会员，须不赌、不嫖、不娶妾。乙等和丙等更严格了，须不吸烟、不饮酒、不做官、不当议员。章氏哪条都做不到，但碍于脸面，又不得不“进德”，便觍颜申请甲等会员。不过，旧时公私分得很清，公德与私德并不挂钩，只要大节无亏，即值得尊敬。不像后来，若收拾谁了，每每会从“生活作风”上着手，将其全盘否定。

    章士钊从香港步入北京，从灯红酒绿的资本主义闹市走进整齐划一的社会主义国都，已经年近七十矣。回到京城里的他，由于没有自己的家，就只能再一次借居到朋友家去了。

    1949年秋到1960年秋，他与奚夫人、长子章可与养女章含之一直住在朱启钤的家里。

    朱宅的地址是东四八条111号。

    从魏家胡同穿过车流湍急的东四北大街，就是东四八条。也就是说，共和国时期章士钊的住处与北洋时期相距并不遥远。

    胡同口的墙上照例有一块金属标牌，称此巷明代即有之，长717米，宽8米，其中47号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之故宅，没有提朱启钤或章士钊的名儿。

    我们走近111号，却发现那是个凹在临街房屋后的小院。

    院门很简单，是两扇普通木头门板儿。几个女人正堵在门口乘凉，全然不是住过“人物”的感觉。莫非门牌号又变了？我有些迟疑地趋前请教，一位老太太朝身后呶呶嘴说：不是姓朱的，是姓张的，张学良他弟弟的家。

    推门进院，发现里面是个只十余步长的短巷。巷南侧是街道工厂的厂房，黑乎乎的屋里有人正在操作。北侧却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这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