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冯军的又一次反叛，被各方拥戴出山的段祺瑞一夜之间成了“革命”的对象。执政难以为继，老段只好率众要员撤出北京，同车离京赴津的随员中，也有章士钊。

    也许，直到此时，黯然神伤的章士钊才会一遍遍想起已经过世的杨昌济对自己的奉劝吧？他的睿智的老友早就颇有先见之明地忠告过他：

    章士钊离开了北京，也自兹离开了政坛。

    写完那几篇著名的文章之后，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也辞了公职，携心爱的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离开了北京，把母亲和妻子朱安女士留在了京城白塔寺下的那座小院儿里。与章士钊的这场斗争使他心身交瘁，以致在给老母的信中还曾承认被章氏气得吐血。

    不知鲁迅能否知道章士钊在之后四十几年里一直忍受着他的责骂，而章的女儿竟也因了他的文章遭到过同学们异样的目光。

    章含之回忆过，老师在讲解课文《纪念刘和珍君》时，说到章士钊如何镇压学生运动，这使得十六岁的共青团员章含之如坐针毡。尽管爹爹（湖南人对父亲的称呼）是中央文史馆馆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但她认为有这样的父亲是自己终生的耻辱！放学后，她气冲冲地跑回家责问爹爹：“当年你为什么要迫害鲁迅，镇压学生？”

    章士钊只是平静地看着女儿，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现在对你讲，你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我和鲁迅之间，有些事情是误会，你长大后自己去读历史，自己去判断吧！”

    其实，毛泽东并未把“章鲁之争”看得多么不得了。某天读完英语后，毛泽东就对他的“小章老师”说起过其父章士钊。伟大领袖谆谆教导章含之说：

    毛泽东曾严厉地警告刘少奇：“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无好下场！”但他对北洋时代的学潮却又是这番说辞。可见，毛泽东既能理解当时章士钊对学生的无奈做法，也已明白鲁迅的“言过其实”。联想到近年亲历者披露的毛泽东对“鲁迅若活到现在”的预测（“要么在监狱里写他的，要么不说话”），不是很可以让人们了解最高领袖对学潮和学潮领袖的真实认识吗？也许，出于维护鲁迅的神圣形象考虑，毛泽东的话才未变成章氏的平反决议公开发表，所以，一届届中学生们也就照常在课堂上大念“痛打落水狗”。

    鲁迅对论敌的态度是“一个都不宽恕”，而章士钊对被捧为新“文圣”的鲁迅是什么态度呢？章含之告诉我们，老人生前尽管藏书甚丰，但书架上一本鲁迅的书也不曾有。女儿大惑不解，他是这样回答的：“你看，我一本白话书都没有。”

    倒是在全国政协会上，他不得不与许广平女士比肩而坐，因为在按姓氏笔画为序的官场，他的“章”与繁体的“許”恰好都是十一画，所以，当年的教育总长和学运领袖便每每相逢一笑，然后，邻座议政。只是，各自的心事就无人知晓了。

    北洋时代后期，章士钊的身影在政坛上消失了，但他又回到了理论界的前沿阵地。他在复办的《甲寅周刊》上，不断对时政发出自己的声音。

    彼时，国民党正气势汹汹地杀将过来，眼见得人家要胜利了，这位曾是孙中山和黄兴诤友的“孤桐”先生却话锋直指国民党从苏联人那儿学来的“以党治国”。

    他说：中华民国，是人民之国，不是革命党的私产。

    他说：一国之中，从政只许一党；一党之众，所奉只许一义，这不是政党政治。

    他说：政党必须是在宪法范畴内公开活动的政治团体，政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对立面，政党要有“党德”。

    这种对成功者直言不讳的批评，实在点破了国民党何以难以成大气候的要害，也为中国民主政治的走向指明了一条道路。

    遗憾的是，历史从来都是成功者书写的，章氏的那些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