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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置于外”一事。

    很快,局势变得复杂了——周树人等七位在该校兼课的教员公开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而一直倡言“公理”的陈源则发表文章,称风潮乃“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系的人在暗中鼓动”,锋头直指浙江绍兴籍的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等。绍兴籍人士在京师学界人多势众,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而陈源则是无锡人,与那位被学生暴骂的杨荫榆乃同乡。很显然,这场论战一开始就染上了强烈的地域色彩,只不过史家从来没为我们讲清楚罢了。

    论官职,周树人为教育部佥事,一个高于科长低于司长的官员,似乎与现在“处级待遇”相仿,但论名气,他以“鲁迅”为笔名写下的许多文学作品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作。他理应站在本部和校方一边,但却毅然站到了对立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一边,为什么?这可是连饭碗都要砸了的选择啊!周树人的月薪高达三百元,而他与弟弟周作人买下的八道湾那个三进大院需三千元钱,他应该知道,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啊!

    女师大学潮时的鲁迅为何自绝于政府?数不清的鲁迅专家们说到此段,总没说清个中原委,即使谈及,也无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他们似乎不愿意谈到鲁迅与“二许”的关系。

    先说“老许”许寿裳。

    许寿裳不仅与鲁迅同乡,而且还是共同留日的同学,鲁迅那句有名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诗,即是附在给许的照片之后的。在北京教育界,周树人与许寿裳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许氏自清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后即投身教育界,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参事。民国初年的“参事”,并非后来可有可无之名誉头衔,而是实职,位于次长之下、司长之上,挺大的官儿。后来他还去南昌当过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民国十一年(1922年),许氏被派到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师大前身)当校长,可见,许氏是教育部的元老级人物。民国初年,周树人得以进入教育部,就是这位许参事推荐给同为绍兴人的蔡元培总长的。周树人能来女师大兼课,也正是这位许校长下的聘书。执政府上台后,自然又一番自上而下的易人,新一届教育部把许寿裳调走,把留美教育学硕士杨荫榆女士派来,理由是:由女子掌女校,“人地两宜”。不过,辞旧迎新之际,总有人高兴有人难过。所以,许寿裳的离任不能不对女师大的方方面面有所影响。

    再说“小许”许广平。

    许广平祖籍福建,生于广东,长在澳门,身上有客家人在动荡中求生存的血缘。她十九岁即来北京求学,后考上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即表现出领袖才干,五四运动时,出任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醒世周刊》主编。民国十二年(1923年),“霞姑”(许氏的乳名,与毛泽东前妻杨开慧同名)回到京师,考取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这里,她结识了前来兼课的周树人。学潮发生之前,思想活跃的许广平就与她所信赖的周先生开始通信了。此时,师生信札往还已经频繁而亲昵了——先生已忘却师道尊严而称学生为“广平仁兄”,许姑娘则极为放肆地称比自己大十八岁的老师为“嫩棣棣”了!棣棣即弟弟,弟弟还是嫩的,两人真是没大没小了!她原本是有恋人的,是老家的一位表亲,但竟被她传染上猩红热后不治身亡!初恋的创痛想必深深影响了她的婚姻日程,所以,认识鲁迅之前,她还是一位“大龄未婚妇女”——年已二十五岁矣!而且,她也去过周先生的家,见过师母朱安,一个被旧传统所驯服的小脚大妈。

    更危言耸听的说法是,周树人在部里待了十四载,已不满足继续做他的小官僚了,投身风潮乃图谋女师大的校长位子!——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书籍《关于鲁迅》中即有此一说。

    没有人断言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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