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他和李大钊是相识于日本的好友，回国后，是他把年轻的李大钊介绍到《晨报》当编辑，后来又介绍其到北大当图书馆主任的。他的夫人吴弱男是大钊女儿的干妈，而大钊则是他儿子们的课外老师。两家夫人也互有往来。章士钊赴欧时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则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非常希望把好友发展为本党同志。章士钊说过：“守常时则以共产主义向吾启示，并约吾共同奋斗。”只因章氏乃“不肯受党派之羁绊”之人，才未成为中共早期重要人物。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是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亲笔把李大钊的名字从后头勾到了第二名（列徐谦之后），使力主“赤化”的守常老弟一下子成了执政府通缉的首犯。但政见归政见，两家还是照常往来。周作人就曾在北大图书馆里见过正在找李大钊的总长夫人，而章士钊保存下来的一张李大钊相片，背面则有“弱男同志惠存”的李大钊手迹。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初的章士钊，已经不再是政府里的高官，随着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他也失去了待在权力中枢的机会。是杨度匆匆赶来向他报的信：张作霖近日将派军警进入苏俄使馆捕人，让守常赶紧躲避！

    章的夫人吴弱男匆匆去了东交民巷，以给儿子办签证为由进入苏俄使馆。章士钊和夫人的设想是，李大钊从速潜出京城，到天津日租界的章宅里一避风头。

    但是，几天后，报上刊登了李大钊等众多党人于苏联使馆内被捕的消息和照片！章士钊遂直接出面找到奉军总参议杨宇霆，请他转告“雨帅”：“切不可为一时意气杀戮国士。”

    但张作霖犹豫了几天后，却谁的面子也没给。4月28日，章士钊主办过的《晨报》上刊出了李大钊昨日被处绞刑的新闻。章士钊与吴弱男乃赶往宣武门外的长椿寺，望着停厝于斯的烈士灵柩，这位倔犟的“孤桐”失声恸哭！过后，他与其他几位大钊生前的好友共筹两千元钱，留给了李夫人。

    他尽自己全力去挽留一位正值盛年的国士的性命却没能成功。“人生各有托，君去独不归”——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还用这样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故友的深切缅怀。

    是啊，这个有恩于共产党的人，怎么会连自己的故居都没被保留下来呢？

    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5月7日这一天，章家人又将经历心惊肉跳的一幕。

    那一天，两百多个热血沸腾的学生从故宫后门的神武门那里集合好后，气势汹汹地涌进这魏家胡同，他们要质问“老虎总长”为何要“摧残教育，禁止爱国”？

    邹小站著的《章士钊传》中有对当时经过的详细记述：

    单从这段文字看，学生们委实过分了。警察叔叔已经够忍耐了啊！你闯入私宅随意打砸，难道执法者能不制止吗？请你派代表有话好好说，难道该挨打吗？但我们看到的北洋时代的学生们就是如此豪迈，如此无畏。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街小巷上，都张贴着这段据说是伟大领袖当年在长沙当学生领袖时发出的豪言壮语。其实一想到“红卫兵”的“壮举”，就不难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乱世的学生运动，往往会被政治势力所操纵。

    捣毁章宅的时代背景不可不交代。

    本来章士钊已厌倦政治了，与他相识的那些大人物也渐渐淡忘了他。但忽然时来运转，在天津当寓公的北洋元老段祺瑞招呼他了！

    老段是被冯玉祥和张作霖联手请出来的，而章又是被段请出来的。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直军将领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