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法租界薛华立路一五五号，现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时分，我在弄堂口驻足，从建国中路公交车站等车的“阿拉”们身后，绕过一个正在起劲叫卖着平板车上的橘子的游贩，径直走进弄堂。

    这大概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民国时代的新式花园里弄房：住宅不再是临街的石库门房，不再以高墙自绝于闹市，而是以一条挺宽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统一模式的红砖楼，而这些红砖楼又都是不大的宅门和不高的围墙，不同的只是各家门前种植的一点花草各显缤纷。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样是住宅，开放式的洋楼与闭塞着的四合院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精神内涵却十分不同。20世纪前期的“海派”与“京派”之争，输赢其实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筑取向上即显现出来了。

    弄堂内的第三排小楼，门牌13号，东、北两面墙上各挂一块牌子，东墙乃于楼门一侧挂着一方木牌：建中居委会；北墙上嵌一小块石牌，让我顿感释然：

    住过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杂乱的电线与晾衣绳把我的视线割扯得乱七八糟！更为有意思的是，二、三楼的每个窗台上几乎都悬着长长短短的拖把。若时光倒退七十年，这些窗口外的“装饰”也许就是房主人示警的信号，但现在，却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证。

    我走进楼里。

    黑洞洞的楼内深不可测，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楼梯，身边是几堆蒙尘的杂物。在把旧时豪宅糟践得一塌糊涂方面，“海派”与“京派”是一派的。

    左侧有一扇虚掩着的门，很厚很大的那种老式木门。

    叩门。里面传出难得和蔼的邀请：请进。

    从黑暗中一下子被请到阳光灿烂的屋里，眼睛与心理都难免有所不适。

    屋里只有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卢湾区计划生育一户一卡登记册》。问清我的来访动机后，她十分热情地介绍了该楼的情况：现有四家人住在二楼和三楼上，一楼这间是居委会的办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扰的，而且这么多年，解放前的东西早都没有了。“倒是这间，”她有些自得地环顾了一圈儿，“你看，这门窗、地板、壁炉，都是原来的，从来没动过的。”

    果然，当年的杨度先生的会客厅保存完好，别致的椭圆形窗户、华贵的天花板饰线、坚实的木板、漂亮的靛蓝色瓷砖，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标准半身瓷像和墙上挂着的那几面“二级居委会”、“卢湾区先进单位”等锦旗和标志牌，我怕真要陷进七十年前了。

    “那个壁炉是蛮好看的！”居委会女干部直夸。是的，西墙里的那个被蓝瓷砖嵌着的壁炉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凉。

    这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多少年了。

    这儿是杨度的最后住所。

    这本是杜月笙的一处闲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杜氏就赠给了杨度居住。

    现在人们知道的杜月笙，是个“大流氓”，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头子，更是帮助过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生了冲突，国民革命军借口平息工人内讧而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杜月笙一直因此血案而对共产党心有余悸，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虽有中共地下党捎话让他留在上海滩等待“解放”，他却毫不犹豫地去了香港，在最后一位夫人、京剧名角儿孟小冬的陪伴下，当寓公至死。

    你看，这样一个坏人，在杨度的笔下，反倒是“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的“古之游侠”！不排除杨度收人钱财黑白颠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传主或有宋江遗风。杜氏虽始终身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