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集体住宿——在一两间大房子里摆满了一张又一张的帆布床。

    费正清把这里描绘成“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盆瓢勺、孩子、橘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然而它终究提供了遮蔽风雨的屋顶和会见来自远方的情投意合的朋友的机会。显然没有人会指望在战时的重庆能找到一座豪华的酒店或者甚至是一所“住宿加早餐”的整齐干净的小客栈。。

    1942年9月末，费正清到研究院的招待所去，思成迎接了他，高兴地握住他的手足有五分钟之久。“他曾经来此地筹集资金，干得相当不错。从教育部和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都得到了更多的赠款。”

    费正清一在重庆安顿下来，梁氏夫妇就热切地等待着他去看他们。思成写道，“我们的会见将意味着你们终于来到了这个谁都难以到达的可诅咒的小镇。从重庆坐一艘破轮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然而我还是要给你一张标出我们营造学社位置的地图，以备你万一在李庄登岸而又没人去码头接你时之用。船是不按班期运行的。每一次到达在这里都是突发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电报通知我们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电报是从宜宾或南溪用信函寄来，两地离此都是60里（约20英里），它可能在你来到之前或之后到达。”

    费正清对李庄的访问推迟到了11月中旬。他有一个老朋友社会学家陶孟和做他“破轮船上水”的旅伴。他在路上感染了至今仍然使没打防疫针的美国人病倒的中国呼吸道病菌。他在李庄的一周时间有好几天都躺在床上发烧。和徽因的病房只隔着一座大厅。思成在病房的两张病床之间拿着食物、药品、体温表等等跑来跑去地奔忙着。那么这次期待已久的重聚是一次完全的失败吗？恰恰相反。在费正清离开以后徽因给他写信说，她仍然“处在你的巨大影响之下。开玩笑和嘻闹我早已不习惯了，现在它们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在严肃的谈话、亲切的私语和冷静的讨论之余，那半严肃的、不拘礼节的隐喻和议论，是非常动人心弦、极其讨人喜欢和十分甜蜜的。”

    他亲眼看见了梁家的困难，于是保证今后给予帮助并劝梁思成花掉而不是储蓄我们的赠与以及他们卖掉自来水笔、手表等等东西所得来的外快。一个好的女佣人、好的食品和费正清送去的奶粉使徽因的健康状况奇迹般地好转起来。11月26日她写信告诉他，她现在“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部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别喜欢专给她的床打的一付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类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们要给她什么东西就不需要把腰弯得这么低了。”

    思成，他自己身体也不是那么健壮，在他的同事们的帮助下已完成了古代重要建筑遗存的26幅画，配以必要的文字说明和放大照片，送到重庆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徽因写道：“思成的营造学社已经从我们开始创建它时的战时混乱和民族灾难声中的悲惨日子和无力挣扎中走了出来，达到了一种全新的状态。它终于又像个样子了。同时我也告别了创作的旧习惯，失去了同那些诗人作家朋友们的联系，并且放弃了在我所喜爱的并且可能有某些才能和颖悟的新戏剧方面工作的一切机会。”

    思成很高兴他的营造学社已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对于那些有办法有权力来支持这类研究机构的人也更加知名。他因之已和他的工作同名，或者说已被认为是干这项工作的值得信赖的人。他已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了；他现在成了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金油”和奔忙于此地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的小跑，已被迫进入了管理者的职位，一个掌管营造学社经营方面事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