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着一个小组进一步向西到大理、丽江研究了宝塔、寺庙和民用建筑。

    直到此时为止，学社对研究住房建筑只给予很少的注意。这是因为它的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若干世纪以来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发现中国建筑的各个发展阶段。出于好几个原因，民用建筑对此关系不大。有钱人的住宅随着主人的意思而变得和原始的形式不同。穷人的住所由于居住者无力对付自然力的破坏或仅仅是由于疏忽而解体。至于那些在都城的皇宫，它们常在王朝之末被他们的后继者烧毁或拆掉。

    然而，从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里的内地乡村、晚上就宿在村里、在艰苦和疲累的条件下的旅行打开了研究人员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居在建筑学上的特殊重要性。这种住所的特色、它们同住户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变化，忽然一下子变得显而易见而有意思了。

    1939年秋天思成带了一个营造学社的考察团离开昆明，去对四川省四十个县进行六个月广泛和细致的考察。同行的有刘敦桢、莫宗江和陈明达。他们对寺庙和宝塔进行他们习以为常的考察，丈量、照相和研究。毫不奇怪地，他们发现此地的宝塔跟寺庙一样，都反映了中国中原地区的发展，尽管在时间上靠后一些。

    与此同时，他们高兴地发现了四川西部彭山县江口镇附近的崖墓，它表现了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木结构建筑。他们热切期望对这相对来说鲜为人知的中国建筑发展的早期阶段进行详细的考察研究。他们具备专业知识，但缺钱来资助新的研究项目及其研究报告，或发表关于他们在西南地区的已有发现的报告。

    1940年春天，在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前，在徽因的监督下，他们共同设计的在离开昆明8英里的小村庄龙头村的三间房的住宅完工了。距离城市这么远，他们希望能避开轰炸。“它费了我们认为能付得起的两倍的钱。”徽因写道，“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他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我在告诉你们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的境况如何时真不好意思。思成到四川去已经五个月了。我一直病得很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好。”尽管我们常常寄去的支票并不是直接有用，因为这个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法得到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付清三个房间的住宅建筑费。我们寄去的支票1940年9月间寄到，碰巧解决了问题。

    生活是艰难的。冷热自来水都没有。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它有三到四英尺高，用来储存挑进屋里来的水。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座烧缸的窑开张时女人们彼此拥挤甚至打架，唯恐买不到。烧饭是俯身在一个三条腿的火盆上做的，它的顶部离开厨房的泥地不过18英寸。它只能支一口锅。燃料是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它们必须被煽旺到能做饭的程度。如果要洗澡、洗衣或洗碗，就得从水缸里舀出水来，在这个或另一个“炉灶”上烧热，任何家庭要是有一个大热水瓶来储存热水，就把它当成家中最宝贵的财产。除此之外还要冒着尘土或泥泞跋涉到村里去购买买得起的食品并带回家。这事必须天天做，因为冷藏根本不存在，连想都没想过。当然没有电话或运输手段。照明用菜油灯，但那也很贵，所以最好还是跟村民一样，天黑下来就睡觉。要更换穿破的或孩子们显得太小的衣服是个大问题。布差不多没有。一句话，战争、通货膨胀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已把梁家变成了穷人家。

    问到她一天的生活，徽因说，“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