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这个省南边和西边都和缅甸接壤。这个城市离东海岸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是如此遥远，战前上述地区的现代化的中国人很少知道或访问它。法国人在二十世纪初曾从印度支那的海防修了一条窄轨铁路到这里，想在这内地乡村开矿赚钱。在日本侵略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条铁路成了那些买得起轮船和火车票的中国东海岸难民通向西南的好通道。

    对于从北京取道难走的陆路来的梁家来说，昆明的明媚阳光、温和气候和美丽的湖光山色是非常让人高兴的。尽管气候温暖宜人，云南的人们却大都是冷漠和不满意的。他们把从东海岸来躲避日本侵略的难民们当成入侵者，——这些口操奇怪方言的外省人差不多是空手来的，把这里的生活进程都打乱了。对于省里的老百姓来说，民族屈辱和民族自尊都是陌生的。日本人侵略遥远的东部省份与他们何干？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要在拒绝和日本侵略者合作的难民们当中激起愤慨。

    营适学社的前景是暗淡的——没有资金，没有所长，没有工作人员。如果它这时候还存在的话，那也只是存在于思成本人要在这里将它重建的决心之中。同时生活费用经常上涨和现有资金缩减而资助无可指望，都是很可怕的。思成和徽因为了起码的生活，只好靠他们建筑师的技巧，开始给糖些“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设计房子。他们的雇主是一批可憎的人，而且报酬很不稳定。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为了养家的可怜努力到1938年年中就结束了。当时思成患了严重的脊椎关节炎和肌肉痉挛，使他被迫卧床了六个月。在他康复时他的决心得到了报偿。中国营造学社又摇摇晃晃地在云南起步了。周詒春代理董事长，而中华文化基金会有一小笔款子可供明年的经费之用，只要梁思成还像以前那样领导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暗示要他试验用本地材料建造廉价的大学校舍。最大的变化显然是发生在梁思成本人身上。他过去的来信总是流露出深深的不满意，现在则又有了希望。他的营造学社能够继续干下去，他的家庭又有饭吃了，而最使人高兴的是，他的专门知识现在在昆明又有了用武之地。

    1938年3月初，联大的教师和学生陆续开始从长沙来到昆明。至少有一些是从海防取道窄轨铁路来的。他们当中有老金。他和梁家及其他好朋友快乐地重逢了。徽因写信给我们说，“我喜欢听老金和（张）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忍受这场战争。这说明我们毕竟还是一类人。”

    三天以后，老金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叙述他的最初印象。“要是你们在这里，你们会看到在陌生的环境中的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中的有些人身上穿的只有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箱子里叠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另外一些人则能够找到一所合住的房子。张奚若一家比我先来。中研院图书馆也快迁来了。梁思永和李济几天内就能到达，赵元任已经来好几天了。我想这里像在长沙一样，将会有某种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它在物质上是匮乏的。可能天气是例外。太阳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对我说的，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说到徽因自己，在长久离别之后他形容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他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最后他说，“实际上我们的思想状况多少有些严肃。在我们的心中藏着一些不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面上我们只是关心像房子、食物一类许许多多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琐事。对于那些联大圈子的人来说，问题是大学的校址直到现在还定不下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为的障碍和物质的困难。想要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