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思成针对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城墙和门楼应该保留来服务于人民的健康和娱乐。他指出，城墙顶部“十米或更宽的”空间可以变成有花圃和园艺基地的永久性公园。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展览厅、小卖部和茶馆。城墙底部的护城河和二者之间的空地可以建成美丽的“绿色地带”供“广大劳动人民”划船、钓鱼和滑冰之用。他又加了一段举出苏联有关例证的有力论据，苏联在1950年时是中国正在努力模仿的“老大哥”。

    “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七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二次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中国的项链’，而应梭是‘世界的项链’。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

    然而当局不为所动，它拒绝了思成提出的最简单可行的建议，即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在每座城门的两边打开一个车辆的进出通道，这样交通堵塞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在以后的20年中，城墙整个被毁。所有的漂亮的塔楼都被拆毁，只留下了东南角楼和南面的前门和北面的城门楼，二者的碉楼都已拆毁。护城河不见了，城市的扩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

    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指导和控制建筑设计的方针：“经济、实用和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思成被责成设计出一种符合这个方针的全国性建筑式样（注2.）。在多年的战争破坏和新政府成立以后，对新建筑的需求很大。但是有实际经验的建筑师少得很，而思成本人尽管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还不属于这个范围。

    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尽管他是过去两千年间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方面的公认专家，但这个时期的建筑规格是围绕着庭院建成的不超过一两层的建筑物，而在需要扩展时也只是在地面水平上加些别的建筑。仅有的较大规模的建筑都是皇家的宫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家的或其他的寺庙。

    现在是20世纪，政府各部的机构需要办公室，它的许多大学需要学生宿舍，旅馆、礼堂、研究所、博物馆和工厂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市区有限的空地要求建筑物向高层发展。怎么办？

    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尤其是在上海和南京，20年代一些外国建筑师曾应一些西方和中国企业的要求设计和监造了几座四到五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房子。这些建筑物顶上通常都有凹型弯曲的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们源于中国。

    对于这种不协调的房子，思成曾批评为“穿西装戴瓜皮帽”。然而，要创造一个巨大的现代半高层建筑的全国规范风格，使用钢筋混凝土仍是必不可少的。他早就惊异于现代建筑的钢筋骨架和中国传统的木结构的柱梁支撑的相似性，二者的设计目的都是支持屋顶的重量和取消承重墙，以便容许开窗户的充分自由。

    他对全国性规范风格的建议并不是很清晰的，但是1955年对他的批评是他搞“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而忽视了“经济和实用”。琉璃瓦的大屋顶浪费了国家资金，画梁也是一样。古代的风格被死搬到现代建筑中令人啼笑皆非。号召对思成进行批判：“反形式主义、反复古主义和反浪费”。他成了所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同事和学生的批判对象，大家都被要求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谁也不敢公开为他辩护。

    到了1955年，思成多年来不懈地为党工作和在他看来是同失误的斗争把他带到了衰竭的边缘。年初他就住院了。在医院里他被发现染上了肺结核，有好多个月他都必须卧床休息。

    思成住院不久，徽因也到了同一个医院，住进了邻近的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