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两个孩子和外婆，徽因在1940年11月底坐卡车离开了昆明，车上还有另外的三十一个人，年龄从七十岁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每家都得到一份可怜的行李津贴。他们坐在敞篷卡车上采取“骑马蹲档式”，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那是当时中国普遍的交通方式。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装载着老的少的在仲冬天气越过大山”。走的那天思成忽然发烧了，只好被留在昆明，他在三个星期后到达。

    “到达后不久，”他写道，“我就到重庆去为营造学社筹点款，然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直卧床，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1941年），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给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厉害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在同一个信封里有徽因的一个字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了。”

    老金信中关于他是这样写的：“从开战以来他就随学校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他1939年夏天到了昆明，1940年春天可以说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班一百多学员中名列第二。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已成为一个老练的飞行员，一个空军驾驶员。他得到了他自己选择的专业，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是死得其所。”

    徽因对她弟弟的悼念和她为其他八个“兄弟”（在晃县认识的年轻学员）阵亡的伤痛结合在一起。三年后她写了一首诗：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注1.）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辗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我当时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鸵！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想望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