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陈岱孙是一个高个子的、自尊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都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突破。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领导着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领导着影响很大的社会研究所。这些人都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老金自己一样，是一些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们也会出席并参加到热烈的谈话中去。

    我们也受到了邀请，在我们刚到北京的那些天，有时作为徽因的客人参加。我们受到老金的欢迎，其他人在相互讲故事时当然是用中文谈话、耳语和哄笑，也容忍了我们。当次年费正清成为清华的教员，而我们的中文也学得好一些时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了。

    星期六下午在老金家的聚会时常移到一家中国饭馆继续进行，有一天晚上特别值得回忆，那一次徽因在餐桌上给朋友们讲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在梁家起居室的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特别是那忠心耿耿的女佣人陈妈经常要出出进进，把一些麻烦事告诉徽因，要她作决定，每一件麻烦事，不论是发生在家里还是在隔壁人家，都要以这种方式提交徽因去想办法。

    徽因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进来报告说，在梁家高围墙的西边紧邻，房顶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她说那里的房客穷得修不起房顶，求徽因向房东说说。就像平时一样，徽因马上放下一切去调查这件事。她同房东一说，发现房客住三间房，每月只付五十个铜板合十美分的房租。房东说，现在房客的祖先二百年前乾隆年间就租用这房子，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个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根据中国的法律，房东是不能提高房租的。徽因对这事生动而详细的叙述最后以徽因给房东一笔修理房顶的捐款而结束。我们都又笑又鼓掌。“你向我们证明了北京的过去仍旧赫然存在，徽因真有你的！”

    徽因的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挤满了人，而来的人们又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外，还有各个不同年龄的亲戚。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们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常会遇见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是作为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者而来的，常常由于有她在场的魅力而再来。

    著名的小说家沈从文是在湘西的荒原上长大的。他在那里当过兵，跑过许多地方。现在他住在北京，基于他早年的生活写成许多小说。他曾经一度在清华教书。1934年，他被任命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而徽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那里发表的。他和徽因差不多属于同一年纪。她很喜欢他的作品的艺术性和它们所描述的那种奇异的生活——这距离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遥远。他们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她对他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一个亲爱的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要办法。

    一个例子是，沈从文所爱的年轻妻子回娘家到南方去了，把他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北京。有一天早晨他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他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就拿出他刚刚收到的妻子的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给妻子写了一封坦诚地表露出他对一位北京的年轻女作家的爱幕和关心的长信，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就引起了他妻子读信时的嫉恨。他在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情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就是这么做了，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她呢？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嘛。

    对徽因来说，像这样小的感情纠葛是生活之必需。“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