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奇怪地，朱启钤没能认识到梁思成所建议的到北京以外进行野外调查的必要性。他建立营造学社就是为了用文字方法解决建筑方面的问题（注1.）。

    相反地，梁思成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人。他的教育所包容的，不仅有中国的重要传统，也有坚持实地观察和试验的西方科学。而最重要的是，他生来就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实际的人。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东北设计了一些房子并监督其施工。

    然而另一方面，他对于去农村的艰苦却是缺乏准备的。他11岁从日本回国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或天津读中学小学，旅行也不过是在连接两地的铁路线上。就是在沈阳的短短几年，他也是住在城市边上的新校园里，而旅行又是在通往天津、北京的铁路线上。

    他的城市出身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由于一些现代化的机构都是在城市里，受现代教育的知识阶层也聚集在那里。现代企业、工厂、医院和大学都是在东部沿海或内地沿江的城市里建立起来的。即使在主要的城市里，在思成的青年时代，公共交通也只是一些拥挤的、不准时的公共汽车，有时还有电车，由苦力拉的黄包车或人抬的轿子就是当年的私人轿车和出租汽车。出门骑自行车很普遍，而人人都步行。一个人住在靠近上班的地方或者朋友的住处就算是一种奖赏。

    当时有知识的上层阶级和贫苦农民之间的传统鸿沟仍然很深，诚然，失业的或半失业的贫苦农民常常到城市里寻找低贱的职业，也常常从乡下把农产品迭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反向交流却很少见。城里的知识分子要下乡，不仅受到交通的限制，还将遇到许多别的困难甚至危险。车把式和过往的商贩住的小客栈，通常都只有火炕，有传染疾病的虱子，厕所里爬满了蛆。路边的茶馆可以供应可口的饭食，但是碗筷和茶饭是否干净，就很难说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没有防备的过往行人还有碰到土匪抢劫的危险。

    1932年4月思成的第一次野外考察是一个创举。促成这件事的碰巧是介绍他到沈阳去的好朋友杨廷宝。据杨回忆，“有一次我偶尔去到用作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京鼓楼，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的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图片下面的说明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当我向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注2.）”思成立即去看了展览。蓟县照片中的巨大斗拱使他想起日本考古学家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中国旅行后发表的照片中的类似形象。他猜想这也许就表明那是一处早年的建筑物。

    问讯的结果是：从北京到东面大约50英里的蓟县，每天早上6点有一班公共汽车，预定11点到达。梁思成原计划在1931年秋天尽快赶去。他打好了背包，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消息传来，说由于一条河堤决口，道路不能通行，行期只好推迟。最后出发的日子重新定在4月，同行的有他的一个弟弟、营造学社的一位同仁，野外考察所需的仪器是向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借来的。能集中说明这是一次城里人到陌生的乡村冒险旅行的是当天晚上打回北京的电话：“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思成写道：“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是我第一次离开交通干线的经历。那部要是在美国早就当废铁卖掉了的T型老破车（注3.），还在定期（或不如说是不定期）开行于北京和那个小城之间。我们出了北京的东门几英里，就到了箭杆河。在这枯水季节，河流只剩下不到30英尺宽。但是两岸之间的沙河床却足有一英里半宽。用渡船过河以后，汽车在软地上一步也不能动弹了。于是我们乘客只好帮着推车，一直把这老古董推过整个河床，而引擎直冲着我们的眼鼻轰鸣。还有其他麻烦的地段，我们不得不爬上爬下汽车好几次。50英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