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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之后,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欧洲农民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如中国,但也十分频繁,对封建统治有着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起义者却很少有自己想当皇帝的,他们恨透了封建贵族,起义的目的就是消灭他们,取消农奴制,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制。而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心中,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倒皇帝、消灭皇帝,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登上权力的峰巅。“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便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及主流思想。因此,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高高在上的是所谓的“真龙天子”——皇帝,下面的官僚机构一仍其旧。所不同的是经过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扫荡,贪官污吏、恶霸地主被清除殆尽,新朝的开国皇帝较为英明,朝廷官僚较为清廉,地主剥削较为轻缓。而时间一长,污垢积累,统治会渐趋黑暗,又得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展“清污”工作。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无所谓向前,也没有什么落后,正如黑格尔所概括的中华帝国属于“停滞的帝国”。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以他的农民意识而言,不仅不能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固其运行功能。所不同的,那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获得了成功,坐上了皇位。

    以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朱元璋的农民军,也会有另一支取而代之,达到推翻蒙古元朝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历史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专制集权。权力是一剂神奇的魔药,一旦服用,就会染上毒瘾、自我膨胀、异化变态,而没有制约的权力更是如此。一个曾以填饱肚皮为志向的穷汉,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心头的狂喜与留恋可想而知。而他的权力又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来的,当然害怕有人从他手中夺走。因此,他不得处心积虑地为稳固自己的权力而耗尽心血,乃至“奋斗终生”。

    除开皇帝,天下要数宰相(或称丞相)权力最大,赵高可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权势炙手到天下侧目、“指鹿为马”的地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便是对宰相地位及权力的高度概括。不少皇帝担心宰相分权,都曾对其权限做过一定的限制。

    历史上曾有过三次皇权与相权的较量:

    第一次是汉武帝时。皇帝刘彻一改过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传统,让仅有儒生资格的公孙弘为相。如此一来,宰相对皇帝不仅再无居功之傲,反而对皇帝知恩图报;

    第二次是隋唐之时。将丞相之职分为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个部分,它们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

    第三次是明朝。朱元璋为了实行绝对的专制集权与皇帝的一元化领导,他索性借故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职位。并严令规定,谁要再提设立宰相之议,就砍掉谁的脑袋。宰相不再,其职由皇帝兼理,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与赵匡胤的“皇袍加身”那种玩弄政治权术的夺权方式不同,朱元璋的统治是经过血与火的战斗夺得的。因此,他的巩固方式也与赵匡胤大相径庭。赵匡胤集权以绵里藏针之柔为主,而朱元璋则是以威猛治国,甚至不惜在和平时期祭起杀人的屠刀。

    他觉得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太过柔弱,对大臣们有什么价钱可讲的?莫说权力,就是他们的性命也在皇帝手中,根本没有必要“婆婆妈妈”,索性将那些开国员勋一个个处死,就会免去很多烦恼,也没有半点后顾之忧了。

    他最先开刀的,就是那个为他秘密沉舟溺死小明王韩林儿的大将廖永忠。杀害小明王,本是朱元璋心中一个最大的忌讳与隐秘,而作为武将的廖永忠却不懂半点谋略,竟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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