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少之又少；作为教育家而言，孔子却是极其成功的。这，恐怕也是他一生的骄傲与安慰所在。他培养了不少方方面面的著名人才，学生们对他尊重达到了忠心耿耿、至高无上的程度，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伟大的教化力量，孔子才被弟子推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并一代代地传承至今。

    儒家虽不为孔子原创，却在他手中经过一番精心刻意的改造。早期儒学脱胎于占卜、祭祀、祈祷等活动，自自然然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而孔子所关心的却是形而下的东西，他很少谈论天命，总是关注着现实社会，思考的是怎样做人，怎样为君王服务，怎样治理民众等一套实实在在的东西。“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他的学说准则。因此，孔子仿佛儒学的中介人，将过去带有宗教色彩的原始儒教引入世俗的范畴，一变而为世俗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文化学派。如此一来，儒家便在孔子的“摆弄”下拐了一个大弯，完全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轨道。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除孔子外，还有孟子。包括此后的一些大儒及继承者，他们的思想虽然有所发展，但一以贯之的脉络却相当清晰，基本上是沿着孔子改造后的儒教在他圈定的世俗化轨道上前进，既缓慢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与历史。

    孔子世俗儒学的主要特征为：着眼于脚下的现实，不作思辨哲学之类的玄想，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人生；讲究中庸之道，将其视为为人处世的最高行为准则；提倡仁义礼德、内圣外王，强调个人服从国家，个性融于群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衡量个体的成败得失；崇尚三皇五帝及西周时代，推重远古圣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

    孔子将他的这套仁义礼德及中庸复古学说四处“兜售”，而在封国林立各自凭借武力“说话”的春秋末期根本就不会有半点“市场”，他也就只有东奔西窜到处碰壁。

    及至战国时代，秦国重用法家，一跃而成为天下强国，秦始皇一统天下大举焚书，儒学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秦朝短命而亡，西汉初期，统治者提倡无为而治，重用的一直是黄老学说。

    表面看来，自春秋末期的战乱以来，孔子儒学已由初期占据华夏文化中心地位的原始儒学退居到历史的边缘地带，成为法学、黄老之学的陪衬。然而，我们只要稍稍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先秦时期，儒学虽然没能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但它与法、墨、道等家并列，一直居于显学的位置。孔子作为先秦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教育家，他所培养的儒家“学徒”就如播撒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粒粒种子，在这块哺育了儒学的适宜土壤上继续生长。他的那些弟子们通过兴办“私学”的形式，很快就将孔子儒家学说在普通百姓中传播开来，占有了广阔的民间“市场”。因此，孔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从政无门后降格以求的教育活动。

    孔子儒家得到百姓的认可，在民间一天天长大，形成蔚为壮观的民间“气候”，再到官方重视、重用，不过是一桩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除教育活动外，孔子的另一成功因素就在于他的超常智慧。他通过编订文化典籍的方式将儒家学说既零散又系统地融于《易》、《春秋》、《诗》、《书》、《礼》、《乐》等书之中。后人只要阅读这些早已流传的经书，那么，就将自自然然地受到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哪怕在秦始皇实行最为惨烈的文化浩劫——书之时，位于六经之首的《周易》却能以占卜之书的“身份”得以保全。孔子曾对《周易》进行过一番精心的改造，据司马迁所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也就是说，在其他诸子百家惨遭毁灭性的打击之时，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