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在马背上以法家的权、术、势为要旨夺取天下；他知道不能以打天下的那一套路子来治理国家，很快就从自己不读书鄙视儒生的立场转而重用儒生，他不仅采用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还要陆贾著书论述秦朝失掉天下的教训及治国之道，开始重视《诗》、《书》，信奉儒家学说。

    而这，也只有刘邦的权变通达、顺应时事才能做到。

    刘邦的最后胜利，其直接获利者就是与他一同打天下的一帮由农民、无赖所组成的武人阶层，那些追随他的一批乡下佬摇身一变就成了俨乎其然的三公九卿。从积极的方面说，刘邦从一个布衣而为大圣皇帝，彻底结束了上古几千年的世卿世禄制度，开创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打破了人们的种族血统观念；从消极的角度而言，一批大老粗的武人当权，对民族的整体文化来说无异是一次大的倒退。长期连绵、残酷血腥的战争使得一批批精英人士首当其冲地成为斫杀、消灭的对象，那些能够逃过战争的幸存者，往往都是从身体到智慧的弱者，一次战争就是一次人种的倒退；而战争对历史文化的无情毁灭又是一次文明的倒退。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每每经历一场浩大的战争，就得吞食一次民族整体素质大倒退的恶果。“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由此看来，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与民休养生息很有必要。

    刘邦在没当皇帝时倒不怎么想当，但一当了皇帝就上瘾了，生怕自己屁股坐不稳哪天被人给赶下台来。于是，他开始疑神疑鬼，总想着天下不少乱臣贼子想来颠覆他的宝座。他开始寻找失去项羽后的新的敌人，仍将以过去的坚韧将他们消灭。寻来找去，他发现最大的威胁全都来自那些具有独立势力的王侯。他们不仅拥有一块自己的地盘，可以在上面为所欲为地发号施令，还想将地位和封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只要稍不如意，他们还极有可能起兵谋反。项羽不就是因此而导致灭亡的命运了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刘邦可不敢掉以轻心。“狡兔死，走狗烹。”于是，刘邦便寻找各种理由与借口，采用各种权谋与阴柔的手段，对昔日的有功之臣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一一剪除。

    消灭异姓王侯，于刘邦来说，内心的感情肯定相当复杂。本没有多大才能的他，正是凭借着这些有功之臣的鼎力相助才有今日的荣耀。可是，在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受的传统文化基因的驱使下，刘邦不得不向过去的功臣与恩人们举起了屠刀。为了坐稳那曾经并不想坐的皇帝宝座，他的心在颤抖，他不得不一个劲地为自己的无赖与忘恩寻找理由并极力开脱，很有可能，当那一颗颗头颅落地的刹那间，他一边抹泪一边念叨道：“为了成全我，我再一次谢谢你们了，我那可亲可爱的战友……”

    内部的隐患一旦消除，刘邦的视点又转向外部了。现在的他，可不同于从前了，过去只想着自己一人怎样过得快活自在一些，现在可要想着刘姓家族、想着全国人民过得快活自在一些了。可北边的匈奴总是不让咱们汉人过得痛快自在，总是身跨战马来去如风地偷袭、侵扰、抢掠。

    匈奴为中原之患，由来已久。《尚书》称为“蛮夷猾夏”，《诗经》说成“戎狄是膺”，《春秋》则载“有道守在四夷”。秦始皇曾倾力派蒙恬率兵三十万对付匈奴，并修万里长城以求将其拒之“门”外。秦朝之覆灭，在某种程度上与匈奴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没有匈奴的侵扰，就不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就不必大量征召民众服役戍边，也就不会有陈胜、吴广首先发难而成浩荡之势的农民起义；如果三十万大军没有进入遥远的北疆防守、征讨匈奴，而是及时地用于平叛，消灭各路义军肯定易如反掌。中国长期的边境之患，其实与皇家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必然关联。

    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一统，刘邦决定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