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驾崩，安国君即位。嬴政父亲子楚立为太子，作为秦国储君的地位已明确法定。而这时，秦赵关系有所改善，于是，子楚派出专门使节迎接嬴政母子归秦。

    这一年，嬴政九岁，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邯郸，离开赵国土地。

    嬴政一到秦国，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绸缎绫罗，住的是巍峨宫殿，受的是系统教育，整日陶醉在一片恭维声中……与赵国的偏僻、寒酸、屈辱相比，真有如天壤之别。这对嬴政来说，也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他的自尊得到了初步满足。然而，内心那一点一滴积聚着的仇恨却无从报复，只有在对那些侍候他的下人身上才可稍稍发泄；丑陋的外形也没有因为身份与地位的提高而变得美丽起来，就通过发愤努力的途径以求补偿：他鸡鸣即起，一天到晚舞刀弄剑，想以此锻炼自己强健的体魄与超凡的技能，既克服儿时的丑陋，也为日后的武力征服、报仇雪恨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这时经常前来稍稍过问、关心他的，只有吕不韦一人。赵姬本来就对他不甚“感冒”，进了秦宫，管得就更其少了；子楚当了太子，又很快即了王位，他所关心的就是六宫粉黛与尽情享乐，连国事也懒得过问，就更不会管到嬴政头上；嬴政尽管丑陋，但他聪颖过人，又是吕不韦实际上的亲生儿子，即使在名义上他也身兼二职——相国与仲父，因此，吕不韦就经常跑到太子宫过问，了解嬴政的有关情况。关注得多了，赞赏鼓励之余，免不了有所劝导、指教甚至训斥与责骂。而这，是嬴政怎么也接受不了的，我是谁？秦国未来的国王，九五至尊，高高在上，你还敢管我骂我？儿时的隐隐恨意在日渐加深。

    吕不韦的劝导与教育，无非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求他身在秦国，胸怀远大，“放眼世界”，从小就该具有雄才大略。这是嬴政所乐于接受的，他就是要通过消灭赵国、拥有整个世界的方式来实现从小立下的誓言。

    二、他希望嬴政刻苦用功。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他只注重习武，只崇拜武力，只相信剑与血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吕不韦却要求他多多习文，武力可以平定天下却不能治理天下，又告诫他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应以天下百姓为本才能稳固统治。嬴政拗不过仲父，只得听从他的安排。

    三、嬴政心中的思想与念头越来越可怕，简直就是残酷、粗暴、凶狠的翻版，吕不韦想让他远离法家，专门请来道学、儒学、墨学等功夫浓厚的诸子大家传人，为他讲解教他吟诵，以按吕不韦心中的模式来改变塑造他。可是，嬴政对道、儒、墨却半点也提不起兴趣，他根据自己儿时的生活经验，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治、墨家的非攻兼爱不是天真的胡言，就是虚伪的谎言；而道家则讲究无欲无念，做小国寡民的自我安慰，完全在作逃避现实的“逍遥游”，嬴政自然对它也没有什么好感。表面上，他不得不温习诵读儒家、墨家、道家的经典之作，但内心却拒斥、厌恶得不行。而当他刚一接触到法家的学说时，大有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之感。那些严刑峻法、专制集权等主张简直就是他的心声。乃至当他继任秦王后第一次读到韩非的《孤愤》与《说难》时，不禁拍案叫绝，并大声感叹道：“若能见到文章的作者，就是死也没有遗憾了。”一旦得知韩非就在韩国时，竟不惜动用武力损兵折将地猛攻韩国，必欲得到韩非而后还。韩国势弱，无以抵拒，得知秦军真实意图后，不得不将韩非送往秦国，嬴政这才命令秦军退兵。由此可见他对法家学说信奉到了何种程度，也可窥见他与吕不韦在对待诸子百家方面的态度与分岐、矛盾与冲突。

    如果说细小的龃龉与摩擦双方还能克服解决的话，那么，这涉及思想与世界观、立国与治国大纲的原则性问题，吕不韦与嬴政都不会让步，双方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