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科学提供充足的空气、土壤与养料。而后人们对《周易》又是那么奉若神明，因此，中华巫术也就没有完成向宗教或科学的转化。普通民众对《周易》的信奉，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周易》的原质是一部占筮之书，当年的周文王就曾用它一个劲地占卜自己的出狱之日。后人待《易》，大多也从实用的目的出发，有关婚丧嫁娶、动土出行、耕种收获等生产生活行为，事前都要卜卜吉凶。人们的眼光只注重、讲求“实用”，根本不可能在思想意识上有所超越。《周易》的这种实用性又被后来的孔子所看重、利用，这样一来，国人便几千年来一以贯之地停留在“实用理性”的层面，只注重此岸，注重脚下，也就无法在纯粹的思想与真正的科学方面进行深刻的探索与发展了。

    中华民族淡于宗教，只有以礼为核心的伦理准宗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有以实用为目的伪科学。于是，中国人所能做的就只有如何“做人”一途了。所谓的做人，必须按照孔老夫子教导的一套“准则”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严格执行。不信天神，不信自我，只信地上那些大人、圣人、祖宗这样的“准神”。个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只存在于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有着广大的“市场”。

    没有神灵之光的普照，没有科学之光的闪耀，《周易》长期笼罩着的，就是一股浓得难以化解的东方式神秘主义。

    周文王在他所处的时代、被囚禁在一块屁股大小的地盘推演《周易》时，受到了无可克服的时空制约，他面对许许多多无法看清的事物、难以窥其底蕴的“黑洞”、怎么也打不开的“黑箱”，他无法解释，无法洞照，无法厘清，只有祈求神灵、凭借直觉、依靠灵感、借助神秘了。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神秘像团不散的阴云一直纠结盘旋在中华民族的上空，压抑得几乎让人抬不起头来：源于《周易》的老子哲学，其核心“道”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国粹中医的哲学基础五行学说、诊断方式望闻问切及针灸、用药等是无法明晰的神秘；各种并非宗教的教派如太平道、五斗米教、白莲教、义和拳一直到今天的各种功法——包括曾经风靡中华大地的气功，一脉相承着的都是“神秘”二字；君主治国、官宦治民采取的政治手段与政策方略，全是神秘的“黑箱”操作，没有半点透明性可言，老百姓万难窥其堂奥；不少历史发明与发现也因“不可传与外姓外宗”等种种神秘因素而失传……国人似乎对神秘有着一种特殊的癖好，仿佛越神秘，就越伟大，就高人一等，就笼罩了一层炫目的光圈。然而，神秘却与迷信、狭隘、愚昧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厘清神秘的纠结，不能揭开神秘的面纱，不能廓清神秘的笼罩，就无法透明，就无法民主，就无法建立一个现代性的法制社会。

    不仅如此，《周易》对国民心理素质、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周文王在《易经》中构筑的六十四卦，其卦爻部分自搭建之日起，就已无可更改，今后也不可能有所改动。这一凝固的卦爻符号就是一个浓缩了的广阔无边的世界，它对应着我们所置身的宇宙。后人所能做的，只是增加或删除一些相应的卦辞与爻辞，也就是说，《易经》已将一个完整的宇宙构建好了，后人所能做的，只是“装修”，做做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已。民族的活力与创造性就这样于无形中固定、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之中了。中华古代几乎每门学科一旦诞生，就已经大功告成，后人只能干干“填空”之类零打碎敲的活路了。同时，国人对创建与构建完整的体系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中华古代的所有自然、社会学科，似乎都不讲究庞大、严谨而完整的系统性，这与周文王早在三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