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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新的神与英雄不是别人,就是周文王。

    时代造就了周文王,历史选择了周文王,周文王也“不辱使命”很好地完成了第三期人为巫术的发明与创造。

    周文王,姓姬名昌,又称西伯侯,周族首领。周,本是一个古老的旧邦,传说乃帝喾后裔,属姬姓之族。自夏初以来,周一直就是夏王朝西部的一个重要方国。商灭夏,周又受控于商。尔后,周人经过十几代人的刻苦经营,在太王古公禀父时迁居到被后人称为“周原”的岐山之阳,兴建城邑、开垦耕地,大力发展农业,增强军事力量,征伐西戎部落,臣服近邻小邦……很快就由一个蕞尔小邦,发展为势力强大的方伯之国。对此,《诗经·鲁颂》写道:“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也就是在太王手中,萌生了周人的“翦商”大业。商朝对周人势力的迅速发展与强大兴盛自然不会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必然进行强有力的遏制。据《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武乙曾“猎于河、渭之间”,为暴雷震死。河渭之间,即周人所居关中之地。堂堂一朝天子,竟在自己的方国打猎时被雷霆击中而亡,其中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武乙身死,儿子文丁继位,后来就寻机杀死了当时的周王季历。从这一事实推断,很有可能是商周矛盾加剧,武乙率军西征,不幸战死沙场。为了报复,新王文丁又不惜动用武力,终于杀掉季历,将西周方国继续控制在商王朝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周人虽比过去兴盛,但势力还远远不及商朝强大。季历死,儿子姬昌继位,是为周文王。

    姬昌在血雨腥风的背景、在臣服屈辱的羞耻中登上王位,当他在一片虔诚的祭祀与祈祷声中一步步走向父王被杀后留下的那空荡得令人刺目的王位时,心中唯一的念头,肯定就是发誓要为父王报仇,并将灭商宏愿定为周邦的基本国策。

    然而,周人还较商朝弱小,姬昌不得不潜隐大志、委曲求全。一方面,他表面臣服商朝,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将周地的珠宝特产不时进贡到商都朝歌,以博取商王的欢心;另一方面,他打着奉行商王之命的幌子,沿着父王的政策方略继续挺进,仍以主要力量展开对西北各部的进攻。他北逐,西攘混夷,灭掉泾水上游的密、阮、共等小邦弱国,扩大西方版图,建立起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反商灭商“大本营”。

    而这时的商王朝,王位又经历了两次转移。文丁死,传位帝乙;帝乙亡,又传给纣辛。作为亡国之君的商纣王,在史书记载与民间传说中一直没有较好的声誉,总是作为一个残酷、凶恶、颟顸的暴君形象广为流传。如果我们拂去那经了千百年涂抹留在他身上的厚厚的“颜料与色彩”,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就会发现他也算得上是一位人才。商纣王长相英俊,虎背熊腰,精通武功,也有一手治国方略,只是后来暴殄天物、偏听偏信、闭塞视听,又遇到了比他更具雄才大略的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等英雄豪杰,结果落得个身死国亡的下场,才为天下人耻笑。华夏民族自古就有“胜者英雄败者寇”的传统习惯,又由于更早的暴君夏桀要比他遥远六百多年,所记史料更为缺乏,自然而然地,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愚昧昏聩、残酷凶恶、一无是处的昏君、暴君。

    周文王“享国五十年”,一直在表面上奉行着毕恭毕敬尊崇商王的政策。商纣王虽为周文王的韬光隐讳所迷惑,但也没有完全掉以轻心,只是东夷之乱一直牵扯、束缚了他的手脚。待到东夷局势有所缓和,他的目光这才投向了西方。这时,周文王已完全巩固了后方,开始腾出手脚由岐周而向东边经略了,并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作为向东扩展的前哨阵地。纣王并未忘记商周之间在过去历史上的一些恩恩怨怨,他隐隐地感到了来自西方及其他势力雄厚的方国的威胁。于是,他稍施谋略,以朝贡、封赏之名将国力强盛的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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