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扣扳机吗？可大家却把我当成了雇佣兵，当成了滥杀无辜的怪胎。至少他们有这意思。”

    “他们认为你需要休息一阵，”安娜愣愣地说，“也许真没别的用意。”

    “不可能。拜托，要是在迈阿密开枪的是个男探员，他早就成英雄了，要是差点枪杀尚多内的是男探员，华盛顿特区的上司们一定会嘉奖他懂得自我约制，而不是因他意图犯错而施加惩罚。你怎么能因为某人意图做什么而惩罚他？你又如何证明他的确意图做那件事？”

    “这个嘛，他们总会想办法证明的。”我以律师和调查员的身份告诉她，同时想起尚多内也曾意图加害于我。但无论意图如何，他毕竟没有真的下手，可以预见他的辩护律师必然会拿这点大做文章。

    “随他们去吧，”露西愤怒而痛苦地说，“他们可以开除我，或者将我调到南达科他或阿拉斯加某个不见天日的小办公室里蹲着，或者干脆把我关进某个挤得像烂监听室的部门。”

    “凯，你还没喝咖啡呢。”安娜试图缓解紧张气氛。

    “原来是我的错，都怪我没喝咖啡，才会把这个早晨弄得乌烟癉气。”我走向水槽边的滴漏式咖啡机，“还有谁要？”

    没人回应。我倒了一杯。露西伸展着四肢，看她活动筋骨实在是件愉快的事，动作那么流畅柔软，不需刻意卖弄便足以令人惊艳。其实幼年时期的她矮胖又迟钝，经过数年锻炼她才把自己变成一台可以回应任何指令的机器，就像她驾驶的直升机那样。也许得益于巴西血统，她有种幽火之美，却又魅力四射。她永远是人们目光的焦点，对此她的反应总是耸耸肩。

    “这种天气你怎么还能慢跑？”安娜对她说。

    “我喜欢受苦。”露西拍了下装有手枪的腰包。

    “我们得仔细研究研究，看看你接着该怎么做。”咖啡因让我迟钝的脑袋恢复了些许明晰。

    “我慢跑后要去健身房，”露西说，“会在外面待一阵。”

    “苦上加苦。”安娜开玩笑。

    我望着外甥女，满心想着她是多么优秀，而命运待她又是多么不公。她从不知道生父是谁，直到本顿出现，她才有了个代理父亲，却还是失去了他，至于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妹妹多萝茜，则是个极度自我的女人，只会和女儿争斗，从不去爱——如果她懂爱的话（我是没发觉）。露西是我所知道最聪颖深邃的人，可是这并未成就她的好人缘。她一向是个管不住的孩子。此刻望着她如奥运田径选手般跃出厨房，身上还配着危险的枪械，我忽然想起她四岁半刚上一年级那年，操行被评为不及格的事情。

    “操行怎么可能不及格？”我问多萝茜。当时她气呼呼地打电话给我，抱怨做露西的母亲有多艰辛。

    “她上课时老喜欢讲话，打断其他同学发言，还一直举手回答问题！”电话那头的多萝茜怒气冲冲，“你知道她的老师在成绩单上写了什么吗？这儿！我念给你听！露西不肯和同学一起读书玩耍，爱炫耀好表现，而且喜欢拆东西，例如转笔刀和门把手。”

    露西是同性恋者。这或许最令人不甘，因为她永远无法改变或克服。而之所以令人不甘，是因为它会带来不公待遇。因此，发现她的这一倾向时，我的心都碎了。我多么希望她不必受这种苦，我还得承认自己直到现在才能正视它。烟酒枪械管制局绝不会宽贷她，这点她应该早就明白。华盛顿特区的高层不会考虑到她以往的成绩，只会戴着充满偏见和妒意的有色眼镜评判她。

    “这回肯定是陷害。”露西出门后我说。安娜往碗里敲了几只鸡蛋。“他们想除掉她，安娜。”

    她把蛋壳丢进垃圾桶，打开冰箱取出一盒牛奶并查看了保质期。“也有人认为她是英雄。”她说。

    “执法机构对女性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