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李晔二十二岁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这么一个英年即位、才德兼备、求贤若渴、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毫无相似之处，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假使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那样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从昭宗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

    简言之——李唐王朝气数已尽。

    即便昭宗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独缺了一样——时代条件。

    他缺乏能够让他一展身手的时代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他一样也没有。所以说，事实上他拥有的只有他自己，以及他全部的梦想。

    仅此而已。

    他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

    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

    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

    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

    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终将力竭身亡的单兵。

    公元888年，唐昭宗李晔登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座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江山。

    他从昏庸无能、奢侈淫逸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纯粹是一个烂摊子。

    李晔知道，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可谓难如登天。

    但他坚信——这并非不可能。

    虽然要做的事很多，要走的路很长，但是昭宗李晔并没有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并且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迈出了第一步。

    他要收拾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田令孜。

    虽然田令孜现在对朝廷已经不构成什么直接的威胁，但是昭宗要收拾他的理由依然很充分。首先，他是僖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僖宗之所以骄奢荒淫，帝国之所以叛乱蜂起，长安之所以饱受践踏，圣驾之所以两度播迁，其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僖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可他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这把保护伞，竟然违抗诏命，拒不启程。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架空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和西川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重建朝廷威权，又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各方的割据军阀。

    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昭宗李晔想报仇。

    那是私仇。

    让昭宗李晔刻骨铭心的私仇。

    那是广明元年（公元880年）的冬天，黄巢杀进了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跟随僖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仓促，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之外，其他的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十四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再也走不动了，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地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