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见，在大敌当前、国难临头这样的危急情况下，南明这些官绅们，仍蹈明后期的积习，各自怀着野心，死死抱住一个王子皇孙，作为政治资本，只顾他们自己加官晋爵，实现“佐命元辅”之野心，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拥立后，尽管他们之间还继续做说服工作，但结果只是加深了矛盾，怨隙越演越深，最后导致兵戎相见。

    桂王和唐王的争立，给南明残疆剩土的地方官也增添了混乱。湖广的何腾蛟、堵胤锡、章旷以及其他文武官员都先后收到了两个朝廷颁发的“喜诏”，虽然他们基本上都站在桂王朱由榔一边，唐王使者处处受冷遇，但事实上朝廷的威望相对被削弱，在许多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

    永历朝廷迁回肇庆以后，立即派兵科给事中彭燿等人前往广州，劝说朱聿鐭取消帝号，退位归藩。彭燿到达广州后，声泪俱下地劝说苏观生不要同室操戈，还说绍武之立纯粹是苏观生个人“贪一时之利，不顾大计”。苏观生大怒，悍然下令把彭燿等人拖出处斩，随即调动军队，派陈际泰向肇庆进攻。永历政权也调兵遣将，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迎击。双方都打着“讨伐”的旗号。

    两个政权的注意力和珍贵的人力物力，被用在这种自相残杀上，而双方更大的共同敌人却被暂时忘却了。

    十一月底，两支南明的“讨伐军”相遇于广东三水，永历军先获胜利，攻杀八百多绍武兵，陈际泰狼狈而逃。林佳鼎初战告捷，得意忘形，挥军直杀广州而来。绍武帝一下子着慌，苏观生倒有主意，他派林察率数万海盗（现已招安为绍武军）前往迎敌。林察与林佳鼎是旧相识，就派人诈降。林佳鼎信以为真，置林察兵于不顾，径自带领战船追击往海口方向窜逃的绍武残军。林察所率的昔日海盗个个勇于海战，又富于经验，暗中设伏，突然向永历军船施放火器，永历兵大惊溃败，不是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就是被自家明军杀死，林佳鼎本人也受炮击，死无全尸。永历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十余骑人马逃出此厄。

    败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又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督领招募的义兵前往迎敌。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的消息，朱由榔又再次登舟离开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

    与永历政权的“窝里斗”中大获全胜，绍武帝飘飘然，自以为“天授帝位”，开始搞那套郊天、祭地、幸学、阅兵的花架子。君臣上下，又大肆封赏，胡乱赐官，究其实也，他只是广州一个城的“皇帝”而已，“七门之外，号令不行”（黄宗羲《行朝录》）。

    正如古语所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永历、绍武两军在海口血战之际，李成栋、佟养甲的清军已在汉奸辜朝荐（潮州人，退休明官）带领下攻取漳州，又袭取潮州，并诱降大盗陈耀，攻克惠州。李成栋的清军一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山路崎岖，真正南明的抵抗几乎没怎么遇到，往往是在城下一列兵，南明守军就城门大开，府县守官拿着簿册恭谨献降。为了麻痹广州的绍武帝和苏观生，李成栋还让各地官员书写信件送递广州，报告说没有任何清兵到来，致使广州的绍武君臣相安泰然，自以为没有任何迫近的危险。

    1646年十二月十四日，李成栋派前锋三百精骑兵从惠州出发，连夜西行，从增城潜入广州北。清军以帕包头，伪装成明朝军队，从水路大摇大摆乘船入城，然后上岸，直到布政司府前他们才在众人面前掀掉头上包布，露出剃青前额的满人发式，挥刀乱砍，大呼“大清兵到！”

    “鞑子来了！”一句惊呼，满城皆沸，百姓民众争相躲避，乱成一锅粥。

    绍武帝正和苏观生等人在国子监“视学”，忽然有卫士急报清兵入城。苏观生非常生气，昨天潮州还有信报说一切无恙，今天怎么会有清兵来此！他挥手让左右杀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