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说，“生活也包括人一整天内的所思所想。”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生活就只是一截大肠，我不仅整天想着吃的，晚上做梦也梦到吃的。

    可是我并不希望回美国去，去受双份罪，去做单调无味的事情。不，我情愿在欧洲做一个穷人。大家都知道，我真够穷的，只剩下做人所必需的东西了。上个星期我还以为生活问题就要解决了，以为我就要能自己养活自己了。我凑巧碰到了另一个俄国人，他名叫谢尔盖，住在叙雷讷，那儿住着一小群流亡者和潦倒的艺术家。俄国革命前谢尔盖是沙皇禁卫军中的一名上尉，他穿着袜子量身高足有六英尺三，喝起伏特加像牛饮水一样。他父亲是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海军将领之类的要人。

    我同谢尔盖相遇的情形有些古怪。那天快到中午了我还在“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一带嗅来嗅去想找点儿东西吃，也就是在那条一头装着铁门的窄小胡同后面。我正在舞台入口处闲荡，希冀同某个女演员不期而遇，这时一部敞开的卡车在人行道上停住了。那个司机正是谢尔盖，看到我两手插在兜里站着，他便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卸下车上的铁桶。听说我是美国人而且生活无着，他差一点高兴得哭起来，看来他一直在到处寻找一个英语教师。我帮他把装杀虫剂的桶子滚进去，我尽情看着在舞台两侧到处奔跑的女演员。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怪诞的印象——空旷的房子、女演员像填装着锯未的洋娃娃似的在舞台两厢横冲直撞、一桶桶杀菌剂、战舰“波将金号”——而最难忘的是谢尔盖的温文尔雅。他是一个大块头，十分温柔，是一个十分地道的男子汉，却又生了一副女人的柔肠。

    在附近的咖啡馆里——“艺术家咖啡馆”——他马上提议为我安排住宿，说他要在走廊地板上铺一张床垫。作为上课的酬劳，他说叫我每天免费吃一顿饭，一顿丰盛的俄国饭，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吃上这顿饭他就给我五法郎。我觉得这主意很妙——妙极了。唯一的一个问题是，我每天如何从叙雷油赶到美国捷运公司去。

    谢尔盖坚持马上就开始，他给我车费，叫我晚上到叙雷讷来。我带着背包在吃晚饭前赶到了，目的是给谢尔盖上一课。已经有些客人到场了，看来他们一贯是一起吃的，大伙儿凑钱。

    饭桌旁一共是我们八个，还有三条狗。狗先吃，它们吃的是燕麦片，然后我们才开始。我们也吃燕麦片——作为一种提胃口的佐餐食品。谢尔盖眨眨眼说，“在我们国家这是喂狗的。

    在这里却是给绅士的，这样行吗？”吃完了燕麦片便上蘑菇汤和蔬菜，过后是咸肉蛋卷、水果、红葡萄酒、伏特加、咖啡和香烟。俄国饭还不错，每个人说话时嘴里都塞得满满的。饭快吃完时谢尔盖的老婆——一个很懒的亚美尼亚婆娘———屁股坐在沙发上啃起夹心糖来，她把肥胖的手指伸进盒子里去摸一块，啃下一点点看里面是否有果汁，然后就把它扔到地板上喂狗。

    饭一吃完客人们便匆匆忙忙走了，他们仓皇逃走，仿佛怕瘟疫降临。最后只剩下谢尔盖、我和狗——他妻子已经在长沙发上睡着了。他满不在乎地走来走去，替狗收集残汤剩饭。他用英语说，“狗喜欢吃这些东西，喂狗好得很。那条小狗它有虫子……它还大校”他弯腰仔细察看在狗两只爪子之间的地毯上爬着的一些白虫子，他试图用英语解释这些虫子，但是他的词汇不够用。最后他查了查词典，欣喜地抬头望着我道，“哈，是绦虫！”我的反应显然不那么明显，谢尔盖有些迷惑不解，于是便跪在地上，双手撑着地更仔细地察看它们，还捉起一条放在桌上的水果旁。“畸，它不太大，”他用英语嘟哝道。“下一课你教我各种虫子，行吗？你是个好老师，我跟你学了不少……”“大”、“教”、“好”都发错了音。

    躺在走廊里的床垫上，杀菌剂的气味叫我喘不过气来，这种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