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在却反叫这个人把我弄成了一个客人——客人应该是她！

    我仍然沉默着，专心一意地吃着土豆。啊，好久没吃这样的美味了。真香。尽管我克制着想抛弃“我的那一套吃法”，但压不住的饥饿仍然使我三下五除二就把四个土豆吞咽下去了。吃完后，我感到和没吃一样——甚至觉得更饿了。

    我决定很快就离开这里，也不想和吴亚玲打什么招呼。打什么招呼呢？又不是我请她来的。

    我很快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抬腿就走。可是，很快，吴亚玲也起身了，就跟在我身后。天啊，这究竟是怎么啦？“马建强，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呢？噢，是这样的……”她在我身后磕磕绊绊地走着，说开了话。“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是这样的，我们家的斧头和斧头把子‘分家’了，你能不能帮我‘说合’一下？哈，你看我尽胡说！什么‘分家’‘说合’的，其实就是斧头的楔子掉了，你是农村来的，一定对这种活计手熟，能不能帮我弄一下呢？……”

    她见我不说话，又在后面絮叨开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如果还忙别的事，就算了……你不知道，我下午吃完饭就一直在找你，到处找不见，后来听有人说看见你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去了，我就跑到这儿找你来一……你不知道，这把斧头是我们家的宝贝呢！打炭，劈柴，经常离不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不是不嫌我吃了你的土豆啦？”她在后面咯各地笑起来：“我开玩笑哩，别又恼了呀！”

    我仍然沉默地走着，但心眼却活动开了。我真想不到吴亚玲是找我来帮忙的。而且按她自己的说法，她已经找了一下午，最后竟然到这山坡上寻我来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事是真的，又觉得，猛然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件事，似乎包含着许许多多一时说不清楚的内容。我承认，我的心在一刹那间受了感动，她在不久前带给我的所有不愉快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已经到学校后面的大院里了。吴亚玲赶上来和我并排走着，在明亮的路灯下侧着头问我：“你倒是愿意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嘛？呀，你这个真傲！和凡人不搭话！”

    现在，我并不对她这样薄的话生气了。我迟疑了一下，站住了，想对她说我愿意去，却又说不出口，只好不看她，对着一个什么地方茫然地点了点头。

    她立刻高兴地笑了，一双大眼睛扑闪着莫测的光芒，似乎在说，看，我终于战胜了你。

    学校离武装部并不远，我跟着她很快就到了她父母住的窑洞（兼他们家的灶房）。她告诉我，她父母到郑大卫家串门去了，让我先在这儿呆着，让她到外面的柴垛上去寻那把坏了的斧头。在我的想象中，武装部长的家并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看来，这家也平常极了，和我们公社一般干部的家庭也差不多：砖砌的炉灶里正燃着很旺的炭火，上面一只铝锅哗哗的响着开水，四周冒出的热气使整个窑洞有一种暖融融的气息。炕上铺着双人绵羊毛毡；看业年月已经很久，磨损得软塌塌的。两块被子叠在一起，上面蒙着一块军绿毛毯；毛毯的一个破角补着一块黄布。炉台对面的墙下有两只箱子，一只是木的，红油漆鲜亮；另一只是棕箱，上面隐隐约约看见“汉中县制造”的字样。窗前的办公桌上整整齐齐竖立着一排书，许多书背上都有“干部必读”几个字。一副茶色框架的老花镜没有入盒，搁架在一本打开的书上。炉台一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古旧的挂钟，钟摆在玻璃后面无声地摆动着。和挂钟相对的另一面墙上，离那个红箱子尺把高的地方有一个相框，里面的那个老军人大盖帽下的一双眼睛威严地正视着对面的挂钟；肩章上标着中校的军衔——这无疑是武装部长本人的照片！

    窑洞里的摆设并不像我原来想的那么“洋气”。某种程度上倒像一个较富裕的农家户的摆设。真的。我并且还闻见一股腌酸白菜的味道——但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