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上的新官较为清贫，不及留在朝廷的官员待遇优厚，但地方大员活得滋润。

    如前文所述，寇准饮酒狎妓是在知邓州时，山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把仕途积攒的半辈子的钱随意挥霍。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下了地方，同样“广置田产”，称为“义田”，以抚恤自己的亲族。当时宗族内尚有九十口人，嫁娶婚葬大事小情都给发钱。如嫁女给钱五十贯，娶妻给三十贯等等。

    州、府、军、监领导乃至路的转运使，处在山高皇帝远老子说了算的位置上，每年向上汇报工作，完成朝廷交给的任务即可。做到路一级别的官员再往上升只有进入朝堂成为宰执，如不能进入决策层，进了朝堂反而毫无意义。州、府、军的长官晋升同样存在很大的瓶颈，做转运使一方面需要才干，另一方面竞争甚是激烈，不如做一方土皇帝来得实惠。

    宋代因为强干弱枝的政治制度留给地方的财政空间不足，即便如此，也有官员搞出了花样。

    朝廷给予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公使钱（或称“公用钱”），类似今天的招待费，中央有，地方也有，确保一碗水端平。患多不患寡，不患寡而患不均，官场的沉浮多由于利益分配不均所致，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公使钱或公用钱是宋代财政的节点，也是目前尚未研究清楚的一个概念。《宋会要辑稿·礼》载：“中书宰臣月各给厨钱五十贯、参知政事三十五贯，枢密院每月东厨三百五贯、西厨二百七十贯，三司每月三百贯，学士院每月厨钱百贯等。三京及诸道州府军监旧皆有常数，并准宣定支，计月均给，知州、通判或职官上历同支。”总之公使钱作为招待费已然数目巨大，但朝廷的补贴远不及地方独自的创收。

    腐败如同寄生虫，以帝国血脉滋养，又虹吸帝国的营养。朝野腐败会导致纲纪凌乱风气不正，军队腐败则会有巨大的破坏性。宋仁宗皇四年（1052年），侬智高叛宋建立“南天国”，在西南一带闹得很凶。狄青没有赴前线之前，当地官员无法抗击。邕州知州宋克隆不能平乱，又想着怎么得到朝廷赏赐，联合多名前线官员如溪洞都巡检刘庄、宾州推官王方、钦州灵山县主簿杨德言等人干了一件缺德事，杀逃民诈称斩获敌人，以此冒领朝廷的军饷。事发后，相关责任人受到了严肃处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流放千里，永不录用。

    宋克隆发了一笔国难财，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战乱时“杀逃民诈称获贼”的比比皆是，不足以证明地方大员的优势。和平年代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北宋开国名将曹彬宗亲曹翰，是一员血战沙场的将领。曹彬入蜀时，曹翰为西南诸州转运使，负责大军补给工作。灭南唐时，曹翰为先锋。曹翰文武双全，诗写得极具气魄：“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摩峭壁，定应先勒大名曹。”宋太宗经常吟咏曹翰的军旅诗，以追慕当年峥嵘岁月。曹翰任幽州行营都部署，利用自己的军队在当地开黑市赚钱，《宋史》载“征敛苛酷，政因以弛”，竟然到了卖兵器的地步。军中高级军官私自贩卖武器，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足以致死。宋太宗念他劳苦功高，贬谪汝州，以示惩戒。

    宋克隆、曹翰仗着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优势，利用国家资源中饱私囊，上过战场的武臣搞起经济建设确实不手软，考其做法过于粗野，缺少含蓄。同样是武臣的果州团练使张亢的做法显然技高一筹。张亢不杀民不卖武器，通过放贷取息的方法搞经济创收，他“假官银”为己所用，原始资本是朝廷的钱，来了一招“空手道”，现在我们管这种做法叫“挪用公款”。

    武臣的手段是“明抢”，而文官通常是“暗夺”。

    《宋会要辑稿·职官》载，时任刑部员外郎任颛知潭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长沙市市长，文官出手隐蔽性极强，但杀伤力很大。时有来自广州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