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工业化的过程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应由非农业部门提供。但是，1949年以后，中国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在支持工业体系独立和完善的同时，农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无力被后者有效利用，以至于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造成贫困，劳动力素质不高又导致过度贫困。这样便大大弱化了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能力。

    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广大农村陷入了“资金缺乏→过度贫困→素质低下”的恶性循环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二元现象：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落后的农业并存；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并存；一部分具有工业化、现代化因素的城市同幅员辽阔的以传统方式生产和生活的农村并存；少量优秀科学家、学者等民族精英同大量文盲、半文盲并存。

    与上述相应的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制。1949～1978年的近30年里，由于贯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政策，加上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经济路线，造成了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日益畸形，众多中小城镇则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重视生产性建设、轻视非生产性建设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长期以来欠账很多。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性转移的严重瓶颈。不仅如此，中国城乡之间人为造成的壁垒，严重阻碍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上政府实施口粮配给制和户籍管理制，农业过剩劳动力完全失去了正常进入城市经济系统的自由，从而在制度上把广大农民摒弃于工业化过程之外。

    与上述相呼应的是支持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足、能源匮乏、资金短缺、科学技术落后、教育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结构性短缺也是过去妨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是说，1949～1978年，中国既存在某些部门的资本存量闲置，也存在着部门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在初步工业化以后，经济发展缺乏资本存量调整的活力，从而大大抑制了经济增长。这种痼疾不断地以经济周期波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更多地表现在一些“瓶颈部门”，它们成了中国生产能力和资源机制的硬约束，常常使处于扩张状态的经济运行不得已突然减速，甚至停顿下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高涨状态下跌入低谷的现象。

    孤立地看，上述这些常常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然而，我认为，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当它们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配合适当的政策倾斜和发展环境，上述种种包袱却意外逐渐演变成了若干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未来，这些因素还将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巨国效应再度显现，中国呈现了具有替代性、连续性、持久性发展特点的经济局面。

    第一，不均衡蕴涵着效率改进和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以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例，二者之比经常为1∶5左右。只要持续存在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劳动生产率就可望获得持续显著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乃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农业劳动力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而向非农业持续大规模转移的过程。

    另一个例证是加工业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之间的缺口。据有关方面估计，1978～200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约有1/4～1/3的加工业生产能力由于能源、运输和部分原材料供给短缺而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