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五一”假期里，当城市里的人们背着大包小包，带着欢笑，忙碌着去那些风光名胜之地旅游的时候，本文的主人公——中共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梁雨润告诉我，他必须去处理一件“特殊事件”，而且这事“不能再拖了，每拖一天我的心就发揪。”他用这词形容内心的急切与愤慨。

    关于他说的“特殊事件”，我在第一次到山西运城时他就说过，当时我觉得这事是横在这位先进纪检干部面前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出于“宣传”需要，我曾暗示他：你即使不用处理这样的事照样是个响当当的先进人物，如果这事处理不好或者处理成“夹生饭”，你不是把自己弄到很被动的地步嘛？但梁雨润摇摇头，他异常沉重地对我说：如果不能把这样的事处理好，我以前纵然有中条山（当地的名山）一样高大的“先进”牌牌，也等于零。

    为这事，我们曾经为“还能不能”使写他的这篇作品问世而争执过。

    “相比畅春英一家十几年来经受的打击和遭遇，我们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是否宣传自己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和没有多少可比性了。真的，不瞒你何作家，我曾暗想过，如果像畅春英家出的那种事，已经到了我的手上再解决不了，我宁愿舍官回家跟着老父亲管苹果园去，因为我觉得比起畅春英这样的老百姓他们受的冤屈，我们当不当官，能不能升职，似乎显得一点也不重要了。如果说当官还能解决好像畅春英家这样的老大难问题，那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官没有白当……”梁雨润说上面这段话时显得很激动。

    我为前途无量的他捏了一把冷汗。从第一次接受中纪委有关部门的邀请采访梁雨润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一直担心着他处理畅春英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

    这件事处理起来实在太难，因为难在我们常人无法想像得出世上竟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对农民夫妇，当活生生的儿子被杀害后，为了寻求法律的公正判决而将死去的儿子装入棺材放在家里整整13年，家贫的夫妇两人到处上访告状。期间，丈夫不堪悲哀与经济负担，重病缠身，终因积劳成疾，卒于中年。身为母亲和妻子的一位农家妇女，身怀海一样深的悲愤，又将丈夫装入棺材，放在自己的床头，然后倾家荡产，挥泪出门，再度走上上访遥途……

    梁雨润与这位名叫畅春英的农家妇女的相遇是在市纪委信访室。

    那天正值上班时分，纪委有人匆匆地跑过来告诉梁雨润，说有位农妇举着“冤冤冤”三个大字的牌子在信访室要求见你梁书记。

    “咋一定要见我嘛？”梁雨润顺口问了一声。

    “咱运城这一带谁不知道你是专为群众办事的‘百姓书记’嘛！”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梁雨润与单位的同事开了一句玩笑，立即从原本上办公大楼的方向转了个弯。

    进了信访室，他一眼就看到有个上了年纪的农妇坐在长椅上。

    “大娘，你要见的梁书记来啦，有话你可以跟他说。”信访室的工作人员对这位农妇说。这位名叫畅春英的大娘一听这话，全身立即像触电似的一阵颤动，随后她抬起头，那双目光呆滞的眼睛望着站在跟前的梁雨润，眼泪顿时如雨而下……

    “你就是梁……梁书记？”

    “是，大娘，我是梁雨润。”当看清对方容貌时，梁雨润的心猛然一颤：又是位坠入苦难深渊的老太太！凭着职业的敏感，梁雨润知道，这位脸上布满沧桑和迟钝表情，满头凌乱白发的老太太，心里一定有诉不完的冤情。

    “大娘，您坐到我这边来，慢慢跟我说说您的事，啊，慢慢说，我们会想法帮您解决的。”梁雨润起身将畅春英扶到自己的座位旁边，然后轻声询问：“大娘您今年高寿？”

    “我？高寿？”老太太自言自语地看着梁雨润，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