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卧房抽屉的时候，突然发现最里头的角落里有个东西，摸出来一看，是个红色的盒子。

    这一只抽屉，塞满了细软的内衣、手绢、丝袜，在看不见的地方却躲着一个盒子，显然是有心的密藏，当然是自己放的，但是，藏着什么呢？

    打开盒盖，里头裹着一方黑色缎巾，缎巾密密包着的，是两条黄金项链，放在手心里沉沉的；一个黄金戒指、一对黄金耳环，一只黄金打出的雕花胸针。黄澄澄的亮彩，落在黑色缎面上，像秋天的一撮桂花。

    我记得了。

    她是个一辈子爱美、爱首饰的女人。那一天晚上，父亲在医院里，她把我叫到卧房里，拿出这一个盒子，把首饰一件一件小心地放进去，说：“给你。”

    我笑着推开她的手：“妈，你知道我不戴首饰的。你留着用。”

    她停下来，看着我，一时安静下来。

    我倒是看了看她和父亲的大床，空着——父亲不知还回不回得来。床头墙上挂着从老家给他们带来的湘绣。四幅并排，春兰、夏荷、秋菊、冬梅，淡淡的绯红黛青压在月白色的丝绸上，俯视着一张铺着凉席的双人床。天花板垂下来的电扇微微吹着，发出清风的声音。这房间，仍旧一派岁月绵长、人间静好的气氛。

    她幽幽地说话了：“女儿，与其到时候不知道东西会流落到哪里，不如现在清清醒醒地交给你吧。”

    她把盒子放在我手心，然后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含着我的手，眼睛却望向灰淡的窗外，不再说话。

    把盒子重新盖上，放回抽屉里层，我匆匆走到客厅，拿起电话，拨她的号码；接通了，铃声响起，我持着听筒走到面海的阳台，夕阳正在下沉，海水如万片碎金动荡闪烁。直直看出去，越过海洋越过山屿越过云层，一重一重飞越的话，应该是澳门，是越南，是缅甸，再超越就是印度，就是非洲了。台湾在日出的那头，其实是我站在阳台怎么都看不见的另一边。我握紧听筒，对着金色的渺茫，仿佛隔海呼喊：“是我，小晶，你的女儿——你记得吗？”

    我喜欢走路。读书写作累了，就出门走路。有时候，约个可爱的人，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个人一起走时，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风景。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我看见早晨浅浅的阳光里，一个老婆婆弓着腰走下石阶，上百层的宽阔石阶气派万千，像山一样高，她的身影柔弱如稻草。

    我看见一只花猫斜躺在一截颓唐废弃的断墙下，牵牛花开出一片浓青艳紫缤纷，花猫无所谓地伸了伸懒腰。

    夜色朦胧里，我看见路灯，把人行道上变电箱的影子胡乱射在一面工地白墙上，跟路树婆娑的枝影虚实交错掩映，看起来就像罗密欧对着朱丽叶低唱情歌的那个阳台。

    我看见诗人周梦蝶的脸，在我挥手送他的时候，刚好嵌在一扇开动的公交车的小窗格里，好像一整辆车，无比隆重地，在为他作相框。

    我看见停在凤凰树枝上的蓝鹊，它身体的重量压低了缀满凤凰花的枝丫。我看见一只鞋般大小的渔船，不声不响出现在我左边的窗户。

    我是个摄影的幼儿园大班生，不懂得理论也没学过操作，但是跟风景约会的时间长了，行云流水间，万物映在眼底，突然悟到：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难道竟是那机器，不是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世间的风景于我的心如此“明白”，何尝在我“心外”？相机，原来不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批注，眼的旁白。于是把相机放进走路的背包里，随时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