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

    秦玺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其“气数已尽”。

    事实上，秦传国玉玺早付灰炉，如何复能出现？况木华黎系元代世臣，既得此玺，怎能藏匿不献？这明明是赝品，只是阿谀之人借此献谀罢了。

    中丞崔彧见多年失传的“传国玉玺”又在大都出现，便赶忙献于已故太子真金的妃子弘吉剌氏阔阔真。妃得此玺，遂遍示群臣，丞相以下，次第入贺，俱称世祖晏驾以后，方出此玺，明是上天留赐皇太孙，真可谓绝大喜事。

    根据蒙古族“幼子守灶”的传统，那木罕作为元世祖的幼子，有资格继承皇位，而且他本人的确曾经寄希望于继位，并因此曾受到忽必烈的尖锐批评，被忽必烈疏远了。真金去世的前一年（1284年），他与安童抚军北方，被海都等叛王关押了几年，故而被确定为太子的竞争力就大大减弱了。而根据汉族的皇太子继承制，“有子立子”，无子方能立弟。太子去世后，只要太子有子就应该被立为皇太孙，而不能再在太子的兄弟中选择继承人。故而朝中汉法派大臣都倾向于从真金太子的几个儿子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从史书记载看，忽必烈对他的三个皇孙都很喜欢，一时不能决定由谁来继位，这可能也是忽必烈迟迟不立皇位继承人的重要原因。真金太子的这三个儿子，能力都很强，长子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被封为梁王，至元二十九年改封为晋王，率兵镇守北边，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与达达的军马、国土，在蒙古诸王贵族中很有影响。二子答剌麻八剌一直被留在真金和忽必烈身边，直到至元二十八年才受命出镇怀州（今河南沁阳），但不曾到任就患了病，后来在大都去世。三子铁穆耳曾经随从忽必烈讨伐东北叛王乃颜，作战勇敢，立有战功；乃颜败亡后，同党合丹继续与朝廷作对，铁穆耳受命征讨，合丹败亡。至元三十年（1293年），又在朝廷重臣玉昔帖木儿的协助下抚军北边，防御海都。

    忽必烈虽然没有明确诏立铁穆耳为继承人，但已有意向。况且铁穆耳为人一向仁厚，也颇得朝廷重臣玉昔帖木儿、伯颜、完泽、不忽木、阿鲁浑萨理等的好感，真金太子妃阔阔真也支持他的三子铁穆耳即位。

    于是伯颜等密商，先遣右丞张九思率禁卒数百名出大都，赍玺北上迎献铁穆耳王。皇孙铁木耳受玺后，喜形于色，厚赏来人，遂与张九思等驰入上都。诸王宗亲，文武百官，同日毕至，议奉皇孙为嗣皇帝。

    铁穆耳顺利到达大都以后，伯颜、不忽木，还有阔阔真等立刻召集了“忽里台大会”，推举新一任大元帝国的皇帝。诸王贵族、朝中重臣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由阔阔真主持，会议进行了12天还没有结果，主要在铁穆耳合罕与长他几岁的兄长甘麻剌之间发生了争执。

    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见双方争执不下，便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道：“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孩子，掌心掌背都是肉，我也不会偏向谁的。不过，皇上只有一个，你们兄弟俩争来争去，一旦不和，将冰火相向，百姓黎民又遭战乱，这该如何是好呢？”她望着自己的这两个孩子，她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和平共处呀！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以兵戎相见，得让他们分出个高低来，这样输者将心悦诚服，也会堵住反对者的嘴巴。

    平心而论，铁穆耳的政治才能优于甘麻剌，而从军事才能看，甘麻剌似乎略胜一筹。从守成的角度考虑，阔阔真知道，此时大元帝国更需要一位倾向于实施儒家政治的国君。于是她说道：“薛禅合罕（即忽必烈）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必里